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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戴高乐和丘吉尔的第一次联合军事行动的失败造成了长期的破坏性后果。
戴高乐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他和他的运动都迫切需要一次成功以向批评者们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然而，这个公众高度关注的军事失败事件只是增加了反对派人士的疑虑，但对于自傲且脸皮很薄的将军来说，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的个人羞辱，他周围的一些人甚至担心他可能会试图自杀。
他的一位高级助手后来回忆说：“在达喀尔军事行动失败之后，他再也没有彻底高兴过。”
事实上，英国和维希政府之间的秘密商谈在法国被占领之后几个月就已经开始了，这是美国报纸记者海伦·柯克帕特里克（HelenKirkpatrick）在1940年末曾报道过的一个事实。
谈判得到了丘吉尔的批准，虽然丘吉尔在尽一切努力支持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但他也不愿放弃说服维希政府背弃对德国的顺从，将其军队和国家转向盟军的希望。
当然，当戴高乐知道了那个“商谈”
时感到非常不满。
对他来说，这意味着他试图把自己和自由法国运动建成一个政治和军事实体的努力已经失败了，至少在当时是显而易见的。
他警告丘吉尔及其政府说，商谈一定不会成功，而最终的结果也确实是如此。
丘吉尔与戴高乐的联络官爱德华·斯皮尔斯将军注意到“不断反复出现的回绝和失望所造成的难以忍受的压力”
使将军暴躁的脾气更加恶化，对英国人的怀疑更为深重了。
另一位观察者说道：“在那些日子里，他就像一个活着被剥了皮的人。”
戴高乐冲着斯皮尔斯大声说道：“我认为我应该永远不和英国人站在一起。
你们都是一样的东西，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和好处，对别人的要求熟视无睹……你认为我对英国赢得这场战争有兴趣吗？我没有。
我只对法国的胜利感兴趣。”
当颇感震惊的斯皮尔斯回答说“胜利都是一样的”
时，戴高乐大声喊道：“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到1940年底时，戴高乐与丘吉尔的密切关系开始出现了摩擦，并在1941年的困难时期加速恶化。
英国首相非常理解戴高乐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他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身处流亡境地，依赖于我们的保护，但他对英国人的不礼貌是在向法国人证明他不是英国的傀儡。”
然而，丘吉尔对戴高乐的个性的理解并没有使他进一步忍受法国人不断升级的暴怒。
他的耐心终于在1941年夏天到头了，当时戴高乐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第一次在对英国的抱怨中包含了对丘吉尔的个人抨击。
戴高乐对丘吉尔为他和他的事业所做的一切毫无感恩之心深深地伤害了丘吉尔，首相的愤怒爆发了。
他在给安东尼·伊登的信中写道：“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
他命令他的内阁成员切断与戴高乐和自由法国运动的所有联系，禁止他们在BBC上广播。
丘吉尔的私人秘书约翰·科尔维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戴高乐的态度太烂了，他在私下和公开的讲话都是令人无法容忍的！
首相对他极其厌恶！”
随着英国和戴高乐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其他的流亡政府也开始对此日益关注。
自从来到英国之后，欧洲各国流亡政府在各自不同并独特的利益驱使下，一直相互争夺着东道国的青睐。
但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他们也开始认识到内部更加紧密团结所带来的优势。
由于他们国家在战前的无力或秉承中立而遭受的失败，在伦敦的一些欧洲国家的官员开始探讨通过建立一个欧洲联盟，从而为他们这些小国获得更大的安全和实力的可能性。
威廉明娜女王回忆说：“各国政府和国家元首之间开始有了一种要真正团结起来的感觉。”
在1941年，由于两个强大的国家——美国和苏联加入了反法西斯联盟，欧洲人就更需要加强他们之间的团结。
随着这两个巨人加入战争，英国和被占领的欧洲各国之间早期的亲密关系让位给了强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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