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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出命令，要求所有18?50岁的法国人和21?35岁的未婚妇女为德国的战争机器服务两年。
法国政府实行的劳动义务服务（或通常被称为“STO”
）实际上是在法国征招服劳役的劳工。
在战争期间被运送到德国去的100多万法国公民中，20多万人死于德国。
在奴役劳工征招令下达之前，大多数法国人的生活没有受到德国镇压的深重影响。
然而，“STO”
以最直接的方式影响到了每一个家庭，几乎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个亲人有被征招的危险。
对许多人来说，继续忍受占领已经不再是一个选择，现在是结束它的时候了。
地下报纸呼吁所有法国公民拒绝服从这一命令。
工人罢工和抗议活动倍增。
更重要的是，几十万名男子离开家园转入了地下——人口稀少、树木繁茂的法国乡村，以及法国东部和南部的山陵地区成了最受欢迎的藏身之地。
在那些偏僻的地方，新成立的被称为马奎斯的准游击队队员们建立了根据地，开始准备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
从那时起，尽管仍然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弱点，人们开始把抵抗运动看作法国的一个有真正实力的组织了。
全国各地的各种抵抗组织都是独立运作的，有时他们的目标是相互矛盾的。
他们没有钱，武器又少，缺少纪律性，又缺乏目标和方向。
直到1942年初时，他们与戴高乐和伦敦的自由法国运动几乎没有任何联系。
尽管从一开始，戴高乐和抵抗运动都没有意识到他们需要相互支持来达到共同的目标——解放他们的祖国。
然而有幸的是，至少有一个人看到了这一点。
他就是让·穆林（JeanMoulin），一个矮小、宽肩、男孩般英俊的法国官员。
他在1941年10月下旬的一天，在没被邀请的情况下，不经预约就直接走进了戴高乐的伦敦总部。
法国战时抵抗力量中最杰出的人物穆林，在将各个分散的抵抗组织聚合起来，并组合成一个凝聚力较强的、相对有纪律的组织方面发挥了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重要的作用。
在此过程中，他还给予了戴高乐所需要的合法性，以扩大他的远征军，让戴高乐得以从盟军的下属转变为公认的法国领导人。
尽管在过去18个月内，戴高乐已经向法国派去了20名情报人员，但在让·穆林走进卡尔顿花园之前，戴高乐和他的人并不知道法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抵抗组织。
特工们的任务是搜集关于德国人活动的情报，他们显然很少与地下组织联系。
戴高乐的情报局局长安德烈·德瓦弗兰（AndréDewavrin）在1941年1月写道：“我们知道分散在法国各地的那些人准备对德国人采取武装行动。
但是我们完全不知道如何与他们建立联系，因此就无法去组织他们。”
事实上，在穆林抵达伦敦之前，自由法国运动从来没有把法国的战线视为他们的首要任务。
戴高乐在1940年6月最初的BBC广播中，专注于在法国以外的地方招募法国人——那些逃离法国或生活在北非和其他法国殖民地的人。
德瓦弗兰说：“将军似乎对在国内建立一支秘密军队，或是由游击队力量进行有效攻击的可能性毫无信心。”
当戴高乐见了穆林之后，这一切都改变了。
像以前一样，那位将军对别人十分粗鲁和冷淡，但他现在被他的访客折服了。
一位在伦敦见过穆林的英国官员说，穆林凭着自己威严的气势和强烈的正义感，向我们展示了“他天生就有的权威和他过去的经历给予他的丰富经验”
。
当战争爆发时，40岁的穆林正担任厄尔?卢瓦省的省长（或州长）。
厄尔?卢瓦省在法国的西北部，省会是沙特尔。
与其他政府行政人员不同，穆林拒绝接受纳粹统治，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愿意与德国人合作。
在占领开始几天后，他被盖世太保逮捕，在拒绝接受他们的命令后遭受到了酷刑。
担心自己可能会屈服于压力，他试图割喉自杀，但他被发现并被送往医院抢救，最终得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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