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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的被捕仍在继续。
但是到了最后，富尔卡德和她的副手们积累了足够的证据来说服军情六处的高层，“布兰奎特”
确实必须为“联盟”
特工的被俘、受折磨和死亡负责。
富尔卡德的副手莱昂·法耶（LéonFaye）高声叫道：“这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了！”
富尔卡德同意这样的判断，她后来写道：“我们有吃惊的理由，英国情报机构派给我们的第一个人就是为纳粹工作的。”
在一份紧急电报中，科恩指示富尔卡德和她的下属找到并处死“布兰奎特”
。
他们这样做了。
在他被处死之前的审讯中，“布兰奎特”
承认自己是英国的法西斯主义者，他渗透进了军情六处，所以他可以在法国为纳粹工作。
安东尼·瑞德（AnthonyRead）和大卫·费希尔（DavidFisher）写了一本对克劳德·丹西充满同情的传记，把布拉德利·戴维斯暨“布兰奎特”
事件称为“丹西最严重的错误之一”
——这个错误“给‘联盟’网络带来了全面的灾难”
。
其他一些历史学家也暗示在军情六处上层可能出现了背叛行径。
然而又一次，没有证据来支持这样的指控。
事实是，军情六处对特别行动处的不专业频频抱怨，但在挑选特工和执行情报行动时，也多半和它所仇视的对手一样无能、粗心和愚蠢。
当富尔卡德的军情六处的联络官看到戴维斯的背叛“并没有冲淡她对英国的忠诚”
以后，他松了一口气——这可能是事实。
但是，那件事和她于1943年7月开始在伦敦待了几个月的时间里所经历的事情，都让她对军情六处确实感到失望。
由于盖世太保在法国到处搜寻富尔卡德，丹西和他的人急于让她到英国来休息一下并当面汇报。
而她也希望为自己受到打击的组织找到更多的资金和其他援助。
富尔卡德和她失去的朋友们在过去的三年里冒着生命危险向英国人提供他们所要求的详细情报——从德国空军的状况、德国军队的位置到法国港口中的德国舰船和潜艇的数量及动静等。
她指出：当盖世太保正在搜捕我们的时候，丹西和她见到的其他英国官员正在忙于另外一场战争，反对白厅的英国官僚或偶尔反对一下自由法国运动。
和其他新来的法国公民一样，他们每个人都抵制过德国人，富尔卡德对伦敦官场里面对海峡对面生活的悲惨现状表现出的冷漠感到极为沮丧。
“南部解放运动”
抵抗组织的创建人埃玛纽埃尔·达捷斯·德·拉·维热里在谈到他自己在伦敦的感受时指出：“我所交谈过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是在精神和空间的远距离上进行着战争。
抵抗组织和它的敌人被缩小成了一份份文件，并被锁进了巨大的金属柜子里面。”
后来，达捷斯和富尔卡德都没有违背他们与英国人合作的承诺。
他们的抵抗组织都对盟军进攻法国的成功给予了重大的帮助。
然而，他们对与他们有联系的伦敦官员的失望也从来没有消失过。
富尔卡德后来写道：“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感受过如此巨大的伤害。
用我们提供的信息作为持续不断的争夺权力的一部分，似乎是非常不人道的……我们全都成了为英国搜集情报的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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