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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的最后几天里，当巴黎人还在用香槟向自己的解放者敬酒的时候，成千上万波兰抵抗运动的战士和平民滑下了“深渊”
，消失在华沙恶臭、黑暗的下水道中。
下水道已经成为波兰人从被炸成废墟的老城区里逃脱的唯一途径了。
尽管如此，救国军的战士们仍然在那里撑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现在，弹药、食物和水的供应都被切断了，他们已经濒临死亡的边缘，博尔－科莫罗夫斯基下令撤离。
即便如此，在城市的其他地方战斗还在继续。
在柏林，海因里希·希姆莱向他的下属们说：“我们已经在华沙战斗了五个星期了。
这是战争开始以来我们所遭遇到的最惨烈的战斗。”
一位在起义期间飞越华沙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后来说，如果但丁看到了这座燃烧的城市，他对他的“地狱”
就会有一个更为现实的描绘。
然而，西方社会很少有人对华沙的痛苦有真实的了解。
除了一些简短的新闻报道和很少几篇社论外，起义的戏剧性的变化、起义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和悲惨的结局在英国和美国都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巴黎的解放和盟国向德国的进军主宰着报刊的头条新闻和电台的广播。
但是，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外。
英国政治和国际事务杂志《经济学人》在一篇名为《双城记》的文章中，对在华沙的生死斗争和巴黎相对容易的解放之间进行了严酷的、令人心碎的比较。
《经济学人》指出，大约五年前，法国、英国和波兰三个国家都对德国宣战。
从那以后，英国人在盟国的帮助下，显然包括波兰人的帮助在内，设法保住了自己的自由；而法国人在更多的盟军帮助之下，也正在恢复他们的自由；但是现在当波兰人试图赶走德国人时，在这场“更为血腥和更加绝望的战斗”
中，他们“几乎完全没有得到盟国的支持，不仅在物质上，甚至连道义上的支持都没有”
。
《经济学人》补充说，苏联人拒绝提供军事援助，并拒绝它的盟友使用其空军基地是“无法容忍的”
。
“华沙的奋起是对盟军事业的荣耀贡献，是不能被拒绝的。
现在正在谈论对华沙的援助……为了我们的荣誉，哪怕只是权宜之计，都应该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迅速将盟军的援助送达华沙。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现在的前景据说是恰恰相反。
当我们在为法国的胜利而欢呼时，盟军似乎最终将蒙受背弃波兰救国军的耻辱。”
情绪激动的丘吉尔正在做出迟来的努力以阻止产生这样的结果。
他已经在波兰东部领土问题上与斯大林妥协，现在的问题是波兰的自由和独立显然处于危险之中。
如果华沙被毁灭、救国军被消灭，斯大林将会更容易地建立起一个他自己创造的“体制”
。
丘吉尔的结论是，克里姆林宫“并不想让‘波兰的精神’在华沙再度兴起”
。
在战争内阁会议上，他与内阁成员讨论了派遣轰炸机帮助华沙，并让他们在未经苏军许可的情况下在苏联机场降落的可能性。
但最终英国政府决定不采取单方面的行动。
正如丘吉尔在战后写道：“为了达到最终的目的，必须再一次作出可怕甚至谦卑的顺从。”
为了帮助波兰人，丘吉尔再次呼吁罗斯福支持一项向华沙发起大规模救援的计划，并且在需要的情况下，还将“撞门式”
地进入苏联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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