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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去了1945年的大选之后，丘吉尔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欧洲统一的运动中。
在一篇“让许多欧洲人感到有希望并热情高涨”
的演说中，他说道：“当纳粹力量被打败的时候我曾问过自己，我能给我们备受**、疲惫不堪的欧洲大陆同胞们提供的最好的建议是什么？我对欧洲的建议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团结！”
1949年，丘吉尔帮助建立起了一个名为欧洲委员会的多边组织，那个组织的总部位于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市。
组织的十个成员中有英国和五个在战争中受其庇护的国家：法国、比荷卢三国和挪威。
然而从一开始，委员会存在的理由就是不清晰的。
它在大部分时间里就是一个辩论的场所，没有权势也没有权威来采取行动。
斯帕克成了这个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他开始对主持批准“没有机会实施的欧洲一体化宏伟计划”
那“装腔作势的庄严”
的投票表决感到厌倦。
1950年初，他曾大声呼吁：“我很佩服那些面对欧洲现状仍能保持冷静的人……他们过去五年来一直生活在对苏联人的‘恐惧’和对美国人‘慈悲’的依赖之中。
面对所有这一切，我们依然能保持冷静，好像历史就停滞在那里，好像我们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去耗费……抛弃自私的民族主义观点吧！”
斯帕克和“联盟运动”
的其他积极分子很快就清楚地意识到，丘吉尔虽然说得很好，但他并不愿意做任何具体的事情来使欧洲联盟成为现实，而且他和英国人也没有兴趣成为欧洲的一个组成部分。
事实上，丘吉尔战前在《星期六晚报》上撰写的文章中曾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感受：“我们和欧洲在一起，但并不属于它；我们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并不是它的一部分；我们对欧洲感兴趣并有关联，但它并不是我们唯一的关注。”
正如丘吉尔所看到的那样，英国的战后命运取决于它与美国的紧密联盟。
他在1944年向戴高乐发出的强硬声明中强调了这一点：“每当我们必须在欧洲和公海之间作出选择时，我们总是会选择公海；每当我必须在你和罗斯福之间作出选择时，我总是会选择罗斯福。”
当然，他对欧洲事务的冷漠也是有原因的，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就一直不愿介入欧洲大陆的纠葛。
同时，这也与他和他的国家拒绝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有很大的关系——英国作为世界强权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它已经在战争中破产了，帝国即将坠落。
然而，当英国人的脑海中还记着它是盟军三大强国之一的时候，是不会接受任何放弃国家主权的提议的。
用未来的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的话来说，英国无法满足欧洲要英国“放弃过去的伟大的孤立”
的要求并加入欧洲大陆联盟。
此外，对英国僵硬态度的又一种解释是它对战争的态度。
对于欧洲人来说，“二战”
是一场永远不能再次发生的灾难。
对于既没有受到侵略也没有被占领的英国人来说，这是他们国家历史上最引以为自豪的时期之一——“一个全国和解并共同奋斗的时刻，而不是撕裂政府和国家的整体结构”
。
马克思·黑斯廷斯曾对此评论说，英国人把这场战争视为“他们对自己伟业的最后一次欢呼，是纠正过去多次战后失误和失望的一次历史性成就”
。
不管英国持保留态度的原因是什么，欧洲各国的领导们觉得已经受够了。
意识到英国永远不会在“统一联盟运动”
中发挥带头作用，他们就在1950年自己主动采取了行动。
站在最前列的是具有创造性远见卓识的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让·莫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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