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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烟从燃烧的政府文件中向上盘旋升起，形成了浓浓的黑色烟柱。
有着青翠的公园、丘陵和森林的美丽的奥斯陆，现在对一个它从不知道的敌人开放了。
几个小时之前，当“布吕歇尔号”
还在黑暗中向奥斯陆驶来时，德国大使库尔特·布罗伊尔就对挪威外交部部长哈夫丹·库特提出了希特勒让挪威投降的要求，他强调“所有抵抗将完全是毫无意义的”
。
尽管对突如其来的袭击感到震惊，库特还是幽默地提醒布罗伊尔，希特勒曾在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决议签订之后发表的言论，“一个谦和地向侵略者屈服并不进行抵抗的国家是不值得存在的”
，他因此拒绝了德国人的要求。
在那天凌晨登上将国王和其他政府官员带走的火车专列之前，库特告诉一名电台记者，挪威已与德国开战，国王和政府已经出逃，并且还错误地宣称挪威已进入了全民总动员。
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响应了他在全国广播的宣告，提着手提箱前往最近的军事中心报到，然后被告知那是一个错误。
一名英国外交官回忆说：“预备役人员和志愿者含着眼泪离开了招募站，他们被告知没有武器来武装他们。”
在挪威首都，茫然的人群聚集在报栏前面，交换着恐惧和谣言。
然而，一些奥斯陆市民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德国人来了，他们必须在入侵者到达之前逃离首都。
西格丽德·温塞特匆匆装满了几个手提箱，就离开了。
这位57岁的小说家，自1930年以来就一直公开地强烈批评希特勒。
在元首控制政府之后不久，她的书就在德国被禁售了。
一位年轻的名叫维利·勃兰特（WillyBrandt）的德国政治流亡者也处于危险之中。
27岁的勃兰特在纳粹上台之前就已经在街头与他们进行抗争了。
他因此被剥夺了德国公民的身份，七年前在挪威寻求了政治庇护。
在奥斯陆大学学习后，他成了一名记者，与挪威执政的工党高层有着密切的合作。
他还大量参与了德国政治流亡者组织的工作，试图在他们的家乡激起反对希特勒的运动。
那天早晨，他被急迫的电话唤醒：他必须尽快离开城市。
正如他后来所写的：几分钟之后，他就“再次飞行了”
，匆匆赶到奥斯陆郊区的一座安全的房子后，就有几位挪威知名政客带着他开车驶向安全地带。
成为德国战后最著名的总理的勃兰特，最终逃出挪威，去了中立的瑞典。
他在整个大战期间一直待在瑞典，作为一名记者和鼓动家，宣传“为挪威的自由而战”
。
与此同时，国王哈康和部分政府领导人逃到了奥斯陆以北80英里的哈马尔。
当他们的火车在那天早上离开首都时，长长一排卡车就在一座位于奥斯陆海港附近的黑色花岗岩建筑——挪威银行的外面等候，等待着将数百箱装有挪威经济命脉的箱子和桶装载上车：那是共计5500万美元（今天为9.15亿美元）的50吨金条。
银行的理事远比政府官员更有眼光，早在几个月前就计划好，一旦发生袭击就将黄金储备撤到奥斯陆以北114英里利勒哈默尔镇的一个秘密的防空洞里去。
挪威议会立即在哈马尔当地的电影院举行例行会议，而数百名公务员、商人、记者和外国外交人员也涌入了小镇，占据了所有的旅馆房间，挤满了泥泞的街道。
政府的部长们买下了哈马尔全部的纸张和铅笔，用以处理内阁业务，政府文员也开始对从奥斯陆带来的文件包装箱进行拆包。
由纽约名流转变为社会改革家，成为佛罗伦萨“黛西”
的哈里曼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命的美国驻挪威大使。
她后来回忆说：“我想大家当时都在潜意识里预计会在那里舒服地安顿下来，我们未曾想象过国王和政府会像野生动物那样被追杀。”
当深夜临近时，那个脆弱的安全感被打破了。
议长卡尔·汉布罗（CarlHambro）中断了一场辩论，宣布德国部队正在向哈马尔方向前进，火车正等候在车站，将把国王和政府官员们带走。
官员们抓起他们的帽子和大衣跑向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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