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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显然“宁愿当一个活着的纳粹，也不愿做一个死去的比利时人”
。
在一片谩骂声中，只有为数极少的人站出来为利奥波德辩护。
驻比利时的美国大使馆武官向华盛顿的上级报告说：“国王的投降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
那些指责他的人或者是没有看到战斗的场面，或者是没有见识过德国的空军。
我两样都看到了。”
两位与比利时国王和军方联络的英国联络官，海军上将凯斯和海军上校戴维也极力为利奥波德及比利时军队的行动辩护。
两人在5月28日回到英国后，发现戈特和他的手下将失败的责任推给比利时人时，感到极度的震惊！
对凯斯和戴维来说令人特别感伤的事实是，戈特对比利时国王的不实指责——撤离战斗而没有事前警告他的盟友他将要这样做，正是戈特自己干过的事情。
然而这两名军官都被英国高层禁止就他们在比利时的公务发表任何公开的声明。
对被禁言感到十分愤怒的戴维写了一篇关于当时实际发生的事实的备忘录，并向凯斯和战争办公室提供了复制件，以备在战后书写英国官方的战争历史时使用。
他在备忘录中宣称：“那些身居高位的军人（戈特和波内尔）发现利奥波德是一只有利可图、无法抗辩的替罪羊。”
他们对利奥波德的“蛮横并充满谎言的攻击”
促使他采取行动。
他补充说：“真相不能够永远被压制。”
凯斯在致丘吉尔的一封信中，也为利奥波德进行了充满**的辩护，敦促他制止英国官员“亵渎勇敢的国王”
。
起初，首相似乎听从了朋友们的忠告，他在5月底的议会会议上告诉大家比利时军队“作战非常勇敢”
，英国人不应该对利奥波德的投降作出“仓促的判断”
。
然而他的忍耐是短暂的。
丘吉尔仍然对欧洲中立国家在大战爆发前不加入英国和法国的军事联盟怀有一种孩童般的愤怒。
他对利奥波德选择留在比利时感到非常不快。
丘吉尔拒绝承认中立国家可能有不结盟的合适理由，他多次发表讲话，指责他们的懦弱造成了德国的军事成功。
他私下里告诉凯斯，利奥波德的投降“结束了盟国加在我们头上的所有不幸，与此同时我们忠实地履行了我们对他们的义务和承诺”
——不可能有比这更不真实的评论了。
丘吉尔的结论是，比利时的中立，是使波兰和其他欧洲国家招致失败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德国的军事实力。
这在罗杰·凯斯听来是绝对荒谬的，但在丘吉尔的议会听众中却没有多少人对此质疑。
凯斯本人也是议员，听着首相的诽谤，他感到极其愤怒和难以置信！
丘吉尔不仅不赞赏比利时人保护了英国远征军免遭德国的屠杀，还帮腔雷诺，指责他们危及了英国的撤退，并导致几千法国军队的被围和投降。
然而回想起来，丘吉尔的高谈阔论虽然毫无道理，但却是可以理解的。
只当了四个星期首相的丘吉尔认为他在那一时刻的政治地位是非常脆弱的。
许多主宰着议会的保守党议员，还没有和他就接任内维尔·张伯伦一职协调一致。
事实上，不少人公开对他表示了敌意。
丘吉尔的私人秘书之一约翰·科维尔（JohnColville）曾指出：“从未有过一位首相在议会如此不被信任，并在随时可能遭到质疑的情况下就职。”
由于他的国家现在正面临着历史上最大的挑战，丘吉尔不仅渴望强化自己的地位，而且还希望为他的高级将领的无能和在至今为止的战争中，英国军队所表现出来的致命缺陷盖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要做到这一点，还有什么能比把责任归咎于一个弱小的盟友，一个无法保卫自己国家的国王和总司令更好的办法呢？
然而，罗杰·凯斯拒绝接受这样的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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