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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期间成为比利时抵抗领导人的比利时政治家保罗·斯特列耶（PaulStruye）后来回忆说：“几乎整个国家都跟随着国王。
这种自发、一致和热忱的表现是我们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页。”
在被纳粹和贝当的法国以及他们自己国王和国家所鄙视后，皮埃洛和斯帕克终于意识到除了英国他们无处可去。
1940年10月24日，两名羞愧的比利时官员手中拿着帽子，离开法国去了英国。
他们很快就被正式承认为比利时流亡政府的领导人。
尽管对皮埃洛和斯帕克的行为极为蔑视，务实的英国人还是愿意不计前嫌，以换取能立即利用比利时的黄金储备和刚果资源的机会。
到了1940年秋天，从美国购买的重型武器已经耗尽了英国大部分的美元和黄金储备，这使得比利时的黄金对防御更为重要。
为了确保武器会不断地运来英国，比利时人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持有的大部分黄金储备都借给了英国财政部。
皮埃洛和斯帕克被迫宣布他们将全心全意地支持英国为战争做出的努力，并保持对利奥波德国王的忠诚。
事实上，两人都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以前对利奥波德的指责不符合事实，但是他们从未收回指责或为指责道歉。
从那时起，他们只是表现得好像他们从来没有指责过他们的国王一样。
正如斯帕克的传记作家所指出的，两个人“都陷得太深了，以至于无法公开地承认他们的错误”
。
在1940年春夏之际，在伦敦避难的七个国家中，有六个国家向英国人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人员、金钱、船只、自然资源和情报信息，而第七个国家——法国的代表，却只是孤身一人。
49岁的夏尔·戴高乐不是一位国王、一位总统，甚至不是一位政府高官。
他是法国军队最年轻的准将，他在6月17日戏剧性地飞离法国的八天前，才刚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
一位旁观者曾说过，这位羞涩、不笑、孤傲且官职不高的人，“没有任何社会恶习和长处”
。
许多人发现他很难相处。
他的家人开玩笑说，他的冰川般的态度是他幼年时曾掉入冰库的结果。
温斯顿·丘吉尔的医生莫伦（Moran）勋爵后来把高大、笨拙的戴高乐形容为“难以置信的怪物，就像一只傲慢的长颈鹿，探出他的鼻孔嗅闻着他目光之下的死亡”
。
保罗·雷诺是戴高乐的朋友和盟友，在他担任总理职务时办成的最后几件事之一，就是给了戴高乐在国防部的任命。
他说戴高乐有着“一头顽固的猪的特性”
。
然而，尽管他有那么多个人缺陷，但他是唯一一位愿意放弃自己的家园，跨过英吉利海峡，为继续抗击希特勒而战的法国官员。
丘吉尔于6月11日在奥尔良附近的一个城堡举行的与法国领导人最后一次疾风暴雨式的会议上，首次见到戴高乐。
这个没有表情的准将给丘吉尔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与他恐慌的上司相比，戴高乐坚持认为不应该选择向德国人投降。
像丘吉尔一样，戴高乐终生是一个反叛者。
也像英国首相一样，他从小就定下了一个人生目标。
他在15岁时的日记中把自己描绘成为一名军队的首领，带领着拯救法国的十字军——这是他一生保持拿破仑式的使命感的原因。
一份关于他早期军事生涯的报告曾指出，他“极具才华，非常有天赋，品质高尚。
但不幸的是他过度自信，对别人的严厉评判以及他以流亡国王自居的态度，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形象”
。
在1930年，这位自傲的军官就对法国高级指挥官的军事战略发起了挑战，警告不要依赖像马其诺防线那样的防御工事，而是建立一支与空军紧密合作并得到其支援的快速机械化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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