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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们很难接受维希政府的作为,但那不仅是合法的政府,而且还掌握着巨大的资源:一支大型的海军舰队和大片的法国殖民地。
这一切一定不能让德国得手。
在英国政府的一些官员看来,应该抚慰维希政府,甚至可能的话,诱使贝当和他的人回到盟军方面来。
白厅对戴高乐个人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居高临下并且不太友好。
亚历山大·贾德干曾经将这位法国将军称为“失败者”
和“戴高乐那个家伙”
。
在与戴高乐第一次会晤之后,贾德干告诉他的同事说:“除了他有一个像菠萝那样的头和像女人那样的屁股之外,我讲不出他还有什么。”
然而丘吉尔却以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戴高乐。
他非常钦佩法国人拒绝接受失败,在不可估量的困难面前继续战斗的铁一般的决心——这是与首相本人所共有的品质。
同时他也在戴高乐身上看到了他想在法国看到的东西。
当安东尼·伊登告诉丘吉尔,法国投降的耻辱是如此之大,它可能永远无法恢复时,丘吉尔强烈地表示反对。
他说法国将毫无疑问地再次奋起。
但在眼下,他和英国将不得不把戴高乐定义为一个孤独的不败法国的标志。
在法国投降后的几天里,英国当局曾希望至少有一两名法国政治人物,如雷诺、前内政部长乔治·曼德尔(GeesMandel)、众议长爱德华·赫里欧(édouardHerriot)或少数几个反对投降的人中的任何一位来伦敦,加入戴高乐的行列,但是没有一个人过来。
丘吉尔最终停止了官方拖延确立戴高乐地位的做法。
6月27日晚上,他把戴高乐将军召到了唐宁街,并告诉他:“你就一个人!
那好吧,我就承认你一个人!”
第二天,英国政府正式承认:“戴高乐将军是所有自由法国人的领导人,无论他们身在何处,他们都可以为支持盟军事业而奋斗。”
这一声明尽管有所限制,但从此为戴高乐与英国政府的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
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凯尔索迪(Fran?oisKersaudy)指出:那是温斯顿·丘吉尔异想天开的创造,出自“对一个孤独的人的信任和一个被称为自由法国的抽象概念”
。
随着丘吉尔的承认,戴高乐开始了他“极其荒谬的”
事业来收回法国。
在开始的时候,他的伦敦总部只是泰晤士河畔破旧的写字楼——圣史蒂芬之家里的几间小房间。
从这个配有一张桌子,四把椅子,一部电话和一张大法国地图的临时办公室里,戴高乐和他的助手开始了他们长期且艰苦的为建设一支军队而做的努力。
戴高乐并没有对最初响应他召唤的那几个法国人掩饰这个理想化的运动将会如何的艰辛:“我既没有资金,也没有军队。
我不知道我的家人在哪里。
我们必须从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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