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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的胜利必定和他们的特工及同情者在德国入侵之前实行了有效的破坏有关——这一看法后来被证明没有多少事实依据。
尽管如此，当时有很多英国人对外国人非常怀疑，尤其是对来自德国、奥地利和东欧的外国人非常怀疑。
所有的非英国人被命令到警方登记，他们的活动（包括旅行和就业）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在整个1940年期间，来自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2万多名“敌方侨民”
，许多是逃离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从他们的住所或工作场所被带走，关进了在英国西海岸马恩岛的拘留营中。
但随着德国入侵的威胁逐渐消失，公众开始意识到对被关押的外国人的不公平待遇。
英国人变得更加开放了，大部分被关押的人在1941年夏天恢复了自由。
虽然英国政府本身只向欧洲移民提供了极少的帮助，但许多民间人士站了出来，向欧洲移民提供援助，有些人还开放了他们的住所，作为新来者的临时避难所。
其他人帮助开办食堂、组织足球赛，开展戏剧、舞蹈文化活动和英语课程。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英国分公司将伦敦一座豪宅改为流亡军官的俱乐部，利物浦牧师的女儿奥文·沃恩（OlwenVaughan）在皮卡迪利附近的一栋连体公寓的地下室里开设了著名的“法国小宠物俱乐部”
。
沃恩原来是英国电影协会的雇员，一个狂热亲法的人，她想要创造一个空间，让在伦敦的自由法国运动的成员“能找到一点他们被迫离开的国家的精神”
。
虽然空间狭窄并拥挤，但这个俱乐部不仅在法国人中间非常受欢迎，而且在其他国家的流亡人士中也非常受欢迎。
它也成了吸引英国电影制作者的磁铁，当美国加入战争之后，也吸引了美国电影同行。
一位旁观者曾说：“它有这样的声誉。
如果在战争期间你听说奥森·威尔斯（OrsonWelles）或丽塔·海华斯（RitaHayworth）在伦敦，而你想见到他们，那现实可行的办法是先试试那个法国俱乐部，然后再去萨沃伊饭店。”
尽管几乎没有听说过英国公众主动与外国人接触，但许多英国人暂时摒弃了他们的传统偏见。
这不仅是因为同情流亡者的困境，而且是因为在这个危急的时刻，这些欧洲人是英国的非正式公民，他们同样遭受着大轰炸的危险和国家严峻的战时物资匮乏。
CBS记者埃里克·塞瓦雷德指出：“英国人基本上对陌生人并不比以前更感兴趣。
但现在当他们在经受考验时，这些陌生人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在大轰炸之前，许多移民，特别是那些来自中欧和东欧的人，在英国感到孤立和不受欢迎。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的母亲记得：“我们住在一个外国，但周围全是捷克人。
除了极少数人以外，我们不与英国人交往。”
多年后，一位曾经是科贝尔邻居的英国女士告诉奥尔布赖特，尽管欧洲流亡者和居住在科贝尔所在公寓的英国人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离”
，但是大轰炸创造出了一个瞬间的精神上的社区。
那位邻居说：“那是非常愉快的一群人，双方都感受到友好和温暖，人们相互间非常支持。
他们在地下室、防空洞里大玩桥牌，并分享各自的生活用品。”
在另一方面，欧洲人对他们的地主所展现的勇气、决心、韧性和抗争精神印象深刻。
一位流亡者写道：“因为英国人每天表现出来的忍耐，英国式的平静和幽默感就在你的眼前。”
这使得忍受夜间大轰炸的爆炸袭击更容易了。
当埃里克·哈泽尔霍夫·罗尔塞马在1941年逃离荷兰抵达伦敦时，他和另一位年轻的荷兰移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搭乘这座城市著名的红色双层巴士，快速浏览他们的新家园。
他们发现公共汽车的大部分窗户都刷上不透明的胶水，以防止炸弹爆炸时伤害乘客。
在一个窗户上贴着官方的通知，告诉乘客不要刮掉胶水：“我希望你能原谅我们的举措，这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
在通知之下，有人写道：“我感谢你的信息，但我因此就看不见血染的车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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