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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任命了内阁中唯一分享她对纳粹的深仇大恨，并决心与纳粹斗争到底的成员担任首相——他就是司法部长彼得·格布兰迪。
格布兰迪曾在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法律，最近才进入了政治圈子。
从外表来看，格布兰迪毫无出众之处——身高只有4.8英尺，长着一脸胡子，就像一个朋友所说的那样：“像一只海象的胡须一样，从圆形的小脸上不协调地长了出来。”
他的英语也很糟糕。
在与温斯顿·丘吉尔第一次会面时，他伸出手说：“再见。”
丘吉尔感到很有趣，他开始喜欢起这个被称之为“樱桃白兰地”
的男人。
他回答说：“先生，我希望所有的政治会议都能这样简短并且开门见山。”
就像威廉明娜所了解的而丘吉尔也很快就意识到的那样：格布兰迪并不有趣，而是毫不畏惧并勇往直前。
他认为必须将最大的力量投入战争，他以他的国家的所有资源坚定地支持这场战争，其中包括了荷兰的商船队和富庶的东印度群岛。
威廉明娜在帮助荷兰坚持进行反抗德国的战斗之后，她也开始力求改变自己的生活。
由于搬到了伦敦，她所讨厌的“笼子”
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了，她已经不再与现实世界隔绝了。
在英国首都，她获得了她一直渴望的机会——“真正地与老百姓见面，他们也不需要像参观宫殿一样正规着装”
。
虽然她在伦敦的社交和官方生活很繁忙，但女王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她留在荷兰的子民上。
她坚持要求会见每一个逃到英国的荷兰公民，经常邀请他们到她在切斯特广场的小房子里一起喝茶。
那些被称为逃生者的人们告诉威廉明娜，她那充满激昂斗志的BBC广播节目对她的同胞有多么重要，她现在已经成为荷兰希望和自由的首要象征！
一位荷兰作家说：“对于女王来说，只有一种人是好的荷兰人，即‘英国旅行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英国为争取自由而战斗。”
埃里克·哈泽尔霍夫·罗尔泽马也许是最著名但也是最叛逆的“英国旅行者”
。
他指出：“她对来自鹿特丹的最底层的水手比流亡政府中最高层的官员更加关注。”
罗尔泽马在1941年6月从荷兰出逃后不久就见到了威廉明娜。
高大、金发、英俊的前法律系学生对荷兰社会的僵硬结构以及他的大多数同胞保守的生活方式都是叛逆的。
在战争开始之前，他曾搭乘招手便车或铁路货车完成了跨越美国的旅行，随后根据他的经历写了一本畅销书。
当他和另外一名出逃者彼得·塔泽拉（PeterTazelaar）抵达伦敦后，就在流亡的荷兰政府的不同部门寻找加入抵抗行动的机会，但却四处碰壁。
按照罗尔泽马的说法，他们很快“就在官僚机构的‘粥’里窒息了。
可能是我这个人，也可能是我肮脏的衣服、我提出的问题或我据理力争的态度，我让大家看上去都很紧张……如果我用了‘职业’或‘秘密联系’这样的词语，他们害怕得好像我有麻风病后期的症状一样。”
当荷兰战争部长告诉罗尔泽马他因为太忙而无法跟他谈话时，沮丧的年轻出逃者把他的拳头砸到了官员的桌子上，打翻了他的茶杯。
罗尔泽马回忆说：“他感到非常惊讶，匆忙地终止了会见，打电话叫来了宪兵，把我赶出了他的办公室。”
然而他和塔泽拉与女王的见面却是完全不一样的经历：“我们不再是内心失衡的冒险家，而是突然被视为特殊的人……在最近几个星期被在伦敦的同胞们羞辱之后，我们几乎不知道如何接受别人的尊重，更别提赞扬了。”
威廉明娜被两个年轻人的大胆和冲动所迷住了，他们竟胆敢和荷兰官员对着干。
然而最重要的是他们有反抗并打败纳粹的决心。
带着女王的祝福，荷兰政府的情报总监将他们安置在切斯特广场女王住宅后面的一间简易房里，并批准了他们的计划——在荷兰抵抗运动与英国、荷兰的情报部门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和几名同事多次运送无线电设备、特工和轻武器到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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