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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1943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利奥波德的被动姿态，被一些比利时人视为亲德的态度，从而使他和许多同胞疏远了。
另外，他和他的顾问没有及时和流亡政府沟通，更加剧了彼此之间本已深刻的不满。
1943年11月，皮埃洛和斯帕克写信给利奥波德，要求他罢免伦敦流亡政府认为是反盟军的朝臣，并发表公开声明谴责比利时的德国合作者。
他们还坚持要求他公开否认最近的一个传言，说他打算战后在比利时建立一个独裁政权。
詹姆斯·赫伊津哈写道，“想象一下国王的感受并不难。
这些人三年前曾玷污了他的荣誉，而现在又肆无忌惮地对他进行新的侮辱。”
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不可容忍的冒犯。
利奥波德在回复时只答应尊重和服从比利时宪法。
一年之后，国王再次给皮埃洛和斯帕克写信，严厉斥责他们“对比利时主权和国旗的无端攻击”
，对国家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伤害”
。
利奥波德继续写道，在他们承认错误并“作出了充分和全面的修复”
之前，不得允许这两位官员在解放后的比利时行使任何权力。
比利时国王和流亡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再次宣战。
但是，直到1945年2月比利时解放和举行全国大选之后，这种敌意才成为一个重大问题。
虽然斯帕克仍然担任外交部部长，但皮埃洛的首相职位被社会党的领导人取代，而社会党反对将利奥波德作为国王迎回比利时。
事实证明，整个国家对利奥波德的态度也是分裂的。
这反映了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传统分裂，社会主义者和瓦隆人反对利奥波德，而天主教主导的基督教民主党和佛兰芒人则支持他。
当利奥波德在1945年5月获得自由时，社会党执行委员会要求废除他的王位，而天主教的议员则要求他立即回国。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校长给国王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写道，如果利奥波德回来的话，他担心说法语的瓦隆人地区会发生暴乱，“问题不在于对你的指控是否正确……而是你已不再是比利时统一的象征”
。
当获得自由的利奥波德与比利时官员会面时，他承诺将履行皮埃洛和斯帕克早些时候提出的要求：罢免他的高层助理，严格遵守国家宪法，迅速惩罚德国人的合作者。
但这对于社会主义者占了大多数的政府成员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在斯帕克的带领下，政府成员威胁说，如果国王回来，他们就辞职。
并补充说，如果因国王回国而发生暴力事件，他们将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去维持法律和秩序。
由于在政治上不可能让利奥波德重新坐上王位，于是政府通过了一项法案，声称除非受到议会邀请，否则他恢复王位将是违宪的。
虽然利奥波德拒绝退位，但他接受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同意和流亡在瑞士的家人一起生活，任命他的弟弟查尔斯为摄政王。
利奥波德在向他的人民告别的讲话中感叹地指出：“我无法分享你们在这一刻所感受到的获得解放的幸福。
在遭受了囚禁和流放痛苦的比利时人中，我是唯一一个不被允许回到我的家园和祖国享受胜利喜悦的人。”
然而，尽管利奥波德面临着许多困难，他和其他的比利时人与西欧其他国家的公民一样，能够在他的余生中自由生活。
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公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他们注定要从战时生活在一个残酷的暴政之下转入战后生活在另一个“独裁统治”
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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