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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这是一个集体的错误与德国人合作的阴影对战后欧洲政府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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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欧洲战争即将结束之时，有一个荷兰小男孩幻想着和平时期的生活将会是怎么样的。
他说：“一定会有食物、煤气、电灯和水；会有报纸、电影和舞蹈；火车和有轨电车将会开动；被抓去德国强迫劳动的人将会回来，我们的战俘和学生也将回家，我将可以随时出门；当一辆汽车开到我家旁的街道上，当我家的门铃在晚上响起时，我不会害怕；街上会有汽车，失散的家人将会团聚。”
但正如这个男孩很快就会发现的那样，战后在荷兰以及残破不堪、一贫如洗的欧洲其他地方的残酷生活现实与他自我安慰的白日梦想毫无相似之处。
到处看到的都是被炸毁的建筑物。
仅在法国，就有150多万座建筑被摧毁，其数量几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倍。
在整个欧洲大陆，铁路、桥梁、堤坝、码头和港口都成了废墟。
曾经的肥沃农田被淹，城市是一片荒凉的景观，邮政、电话和其他重要的城市基础服务设施都不存在了。
到处都缺粮，煤和其他燃料也是如此。
在1945年和1946年这两个欧洲历史记录上最寒冷的严冬期间，大多数家庭、办公室和学校都没有供暖。
用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TheodoreWhite）的话来说，欧洲国家的现代文明“已经到了穷途潦倒无以复加的地步”
。
当欧洲国家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并逐步开始大规模重建的时候，各国都不得不面临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如何对待和处置“合作者”
。
在德国人占领时期，虽然许多公民曾经抵制过德国人，但还有不少人曾与德国人合作过。
像许多与战争有关的问题一样，“合作的问题”
涉及多重的复杂层面，包括如何定义所谓的“合作”
。
对于包括英国作家和前军情六处特工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在内的一些人来说，这个定义是显而易见的：“在德国的占领下，每个没有潜伏参加地下抵抗运动组织或逃到国外的人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合作者’，而且完全应该被认定为‘合作者’。”
居住在英美等未被占领国家的人往往会持有这种黑白分明的看法。
结果他们就完全不能理解在德国人占领下生活的两重性。
英国小说家保罗·沃特金斯（PaulWatkins）说：在英国和美国，“我们认为自己是好人。
我们不必去考虑以‘合作者’的身份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任何合作的人都很软弱，他们应该和坏蛋一起去死”
。
那些以简单的方式来思考“合作者”
的人，不能理解在社会规范崩溃的不文明、不稳定的环境中求生存的现实。
沃特金斯说：“如果你想吃东西、上学和工作，你就必须选择与德国人合作。
唯一的别样选择是‘消失在山上’（参加抵抗运动组织），否则就有被送到集中营的危险。
如果你希望像以前那样生活，你唯一的选择就是按照占领当局命令你的那样去做。”
著名的英籍俄裔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爵士在评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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