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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他的政治生涯，斯帕克就像是“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
（Dr.JekyllandMr.Hyde）的现代版。
在他自己的国家里，他是对抗和分裂的象征；但他却在战后为抚平欧洲各国之间的分歧并把他们汇集在一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能从政治煽动者转变为国际政治家，主要是因为他在伦敦待了三年。
由于他在那里建立了许多新的关系，他以前对世界的狭隘看法也变得更加国际化了。
他甚至试着学说英语，在抵达英国之前，他是坚决拒绝那样做的。
但他从来没有真正掌握英语。
他的传记作者写道，他“很像马克思兄弟（Marxbrothers）中的一个，假装在用外语说话”
。
斯帕克自己也曾经说过：“人们经常告诉我，我外表看上去像温斯顿·丘吉尔，但一开口说英语就像查尔斯·博耶（CharlesBoyer）。
我希望事情要能反过来。”
战时的伦敦恰好成了欧洲合作的完美温床。
斯帕克与来自欧洲各国的官员以一种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是完全不可能的方式工作并交往着。
由于他们在英国首都长期居留，使他们过去那种仅限于本国的狭隘关注点有了很大变化，并让他们形成了紧密的个人和官方联系。
当战争结束后，就从中结出了丰盛的果实。
历史学家罗伯特·W.艾伦（RobertW.Allen）写道：“如果把欧洲共同体与建一所房子相提并论，那么战时流亡政府在伦敦合作的那几年就是在打基础。”
对于斯帕克来说，他已痴迷于欧洲的融合。
1944年，他注意到了一名比利时抵抗运动成员在被盖世太保处决前，在她牢房墙上潦草地写下的最后遗言：“我为你们打开了一扇门，任何人都不应把它关上。”
斯帕克宣称：“当我们赢得这场战争之后，我们必须把欧洲团结起来。
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国家之间再发生战争。
不然的话，我们将会毁灭我们的文明。”
然而，即便他们在为建立欧洲联盟而奔波，斯帕克和“联盟运动”
的其他领导人也渴望与英国保持密切的联系。
尽管战时他们在英国遇到过极大的困难，但各国流亡政府都清楚地知道：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是英国给他们提供了避难之地。
他们的国家对英国的亏欠是难以言表的。
事实上，正如一位荷兰官员所说的，许多欧洲人都希望“我们最亲密的战时盟友和朋友——英国不仅能参与欧洲的合作，而且能够发起这场运动”
。
然而，只有当英国同意放弃历史上的孤立主义，或用斯帕克的话来说，“接受自己同属于欧洲的看法”
时，这种合作才有可能。
欧洲人期待着温斯顿·丘吉尔，那个在1940年迎接他们来到英国的人能带领他的国家与欧洲大陆站在一起。
起初，情况看上去似乎很乐观。
丘吉尔长期以来一直在倡导他所说的“欧洲合众国”
，并在整个战争期间与他的政府成员多次讨论过围绕这个想法的各种可能性。
对安东尼·伊登来说，他设想了一个由“国际警察”
部队守卫的新欧洲，“国与国之间的障碍将大大减少，旅行也将不受任何的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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