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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失败在一个战场，胜利在另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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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行湘现在收到的，是人大副委员长张治中的来信。
关于这封信的内容，我们此时不去提及，因为在这以前，我们应当向读者介绍一篇与之相关的文字：
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邱行湘还妄图依托其长期修筑的防御体系，阻挡我军进攻，负隅顽抗。
我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集中优势兵力，经过英勇顽强的突击，连续摧毁了敌人一道道防御工事，一举夺取了所谓“固若金汤”
的洛阳，并且俘虏了邱行湘。
对于这样反动、顽固的敌人，在他放下武器之后，我们仍然执行了宽大俘虏的政策。
后来，经过共产党的教育，邱行湘决心改恶从善。
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洛阳营”
前营长、现解放军南京部队副司令员。
他曾经率领一支英雄的部队，攻克了敌人的第一道城门。
关于这封信的内容，我们此时也不去提及，因为在这以前，我们应当向读者交代一件与之相连的事情：
一位来自北京的干部，为着特殊的使命抵达南京。
他到了洪武路跃进制盒厂，找了厂长和工人；他到了汉府街街道办事处，找了主任和居民；他到了江苏省政协办公室，找了书记和秘书。
于是，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南京方面有关人员对于邱行湘的全部议论。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南京市市长彭冲于1960年在傅厚堂大会堂召开的省政协扩大会议上的一段话：“溥仪在北京每天早上都要唱《东方红》，我们南京的特赦人员也在积极要求进步嘛。”
这位实地考察的干部不是别人，正是功德林的刘管理员。
他曾经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誓词：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够最后解放自己。
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里，不知道发生过多少奇迹，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奇迹，能够比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改造了国民党战犯，更应当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伟大创举。
究其内在的道理，其实也非常单一。
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尽管各自的人生道路不同，生活逻辑不同，处世哲学不同，甚至政治信仰不同，阶级范畴不同，但是，热爱脚下即令坎坷不平的国土，忠诚自己即令遭遇不幸的民族，则是一个起码的道德。
违背了这个道德的人——不管什么人，都应当受到长江的冲洗；具备了这个道德的人——不管什么人，都应当受到黄河的养育。
1964年，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一次国务汇报会上，就中国共产党改造国民党战犯的若干情况，向人民作了庄严的报告。
他在结束他的历史性发言时，放下了手中的讲稿，用满意的目光和赞扬的语气，向与会者作了表彰性的介绍。
他说：“在特赦人员中，上海的陈长捷和南京的邱行湘表现良好。”
——这句话被张治中写在他的信笺上，就在当场听到周恩来的讲话的当天，他写了内容大致相同的两封信，分寄上海与南京。
这位人大副委员长在给两位文史专员的信中，除了热情的祝贺，还有殷切的希冀：“得到党和人民的承认，这是来之不易的。
你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盼在革命大道上继续奋进！”
邱行湘是在送走刘管理员整整半年以后，收到张治中的信的。
他把这封毛笔书写的信件，紧靠着铅字印刷的特赦证，放在衣柜上的一口皮箱里。
不知为什么，每当他看见张治中的墨迹，脑海里便出现刘管理员的身影，连同刘管理员讲述的关于黄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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