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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事与愿违，当沈美娟的全部同学，包括几个右派、资本家子女都有了赖以生存的工作时，她却不在分配之列。
沈美娟找到街道办事处主任，用试探的口吻询问在发放就业登记表时，是否把她的家庭地址弄错了。
主任回答说：“是你投胎投错了，国民党战犯，大特务，刽子手，这样的家庭出身，听起来都吓人！”
沈美娟继续询问：“那，我该怎么办呢？主任行行好，给我一条活路吧！”
主任想了想：“我成全你，看你这个大丫头也怪可怜的。
你写份申请来，响应党的上山下乡号召，报名去宁夏安家落户，你看行么？”
沈美娟使劲点了点头，眼眶里浮动着感激的泪水。
在她想来，离开北京，离开家庭，就能够摆脱出身不好的阴影，只要能够摆脱出身不好的阴影，上刀山、下火海，她也在所不辞！
主意已定，沈美娟才把背着父亲到街道办事处的事情告诉了父亲。
当沈醉觉得被人当头打了一棒，继而由昏迷转为清醒，急匆匆拉着女儿的手赶去办事处，要求收回沈美娟的申请的时候，主任告诉他，申请已获批准，并报上级安置办公室备案，剩下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让他回家取出户口簿再去派出所户籍民警那里，办理沈美娟由北京迁往宁夏的手续。
女儿就这样走了，与女儿相依为命的沈醉大病一场。
大病初愈，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学习座谈会上，沈醉发言说，他对女儿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种田，实在想不通。
“我女儿是无辜的，我是有罪的。
我不仅对人民犯罪，而且对女儿犯罪，是我的原因把女儿逼上了这座独木桥。”
沈醉话锋一转，“其实，她是有条阳光道的。
我与女儿的妈妈办离婚手续的时候，她妈妈提出要让女儿回趟香港，当时我怕女儿去了以后不再回来，所以没有同意。
早知道情况是这样，我真不如让女儿回到香港在那边读书，在那边发展，依靠自己的勤奋与努力，去赢得她的远大前程。”
沈醉原本说的是老实话，可是如同惹火烧身一般，他的发言立即遭到了其他文史专员的批判。
董益三首先说：“你我都是军统系统的人，我还好，干的是电台通讯，不像你过去杀了那么多人！
我说话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要改恶从善；第二，要知恩图报。
看来你两件事情都没有做到，所以一遇到孩子的事情你的反动本质就暴露无遗了。”
王耀武接着说：“我补充一点，共产党赦免了我们的罪行，给了我们第二条生命，因此我们都把共产党比喻成母亲。
可是沈醉你呢？你把孩子交给了党，交给了母亲，却表现出很不放心很不情愿的样子，这不是口是心非又是什么呢？”
宋希濂最后发言，如同在功德林时一样，他的发言通常带有总结的性质：“我们看待任何事情，都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沈醉今天讲的是子女问题，实际上讲的是社会制度。
大陆的社会主义看来沈醉是不满意的，他认为那是座独木桥。
香港的资本主义看来沈醉是很欣赏的，他认为那是条阳光道。
所以呀，阶级立场如果不发生改变，世界观的改造就是竹篮打水，全国政协特意为我们文史专员安排的学习座谈也就是形同虚设……”
“我说两句，我说两句！”
沈醉打断宋希濂的发言，气喘吁吁地说：“啥子罪名我都可以承受，唯独破坏学习座谈的后果我担当不起。
这样好不好，针对我刚才的发言，我现在作出公开检讨：孩子离开身边固然是痛苦的，但自己不能把孩子当成私有财产。
共产党待我恩重如山，我怎么能为孩子的事这样反感抵触呢？特别不应该的是，我想把孩子送到香港那样的地方，这说明我过去一再表示的要永远跟党走的决心是不坚定的。
那么怎么办呢？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
讲到这里，沈醉用求救的目光，看了一眼杜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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