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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家事不堪回首，国事风云莫测，文强看见了人性的善良，也看见了人性的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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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气对于文强而言，是一种特殊的体验。
他羡慕别人，但是从不嫉妒别人，所以从1959年开始，当连续六年几乎每年都有一批国民党战犯获赦的时候，他批批都要和他们热情抱别，自己站在高墙之内，目送着他们远去的背影。
1966年春天，第六批获赦人员离去之际，方靖扭头回望，发现文强还站在那里，忍不住再进功德林，与他相拥而泣。
文强反而安慰方靖道：“好饭不嫌晚嘛，何况有可靠消息说，我将于明年获赦。”
然而，距离第六批特赦仅过了几个月，1966年夏天，“**”
开始了。
起初，就像以往对新中国的一切都表示出兴趣那样，文强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也通过看报纸、听广播，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可是，关注的结果令他大失所望，那就是“**”
的开始，意味着特赦国民党战犯的结束。
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文强自此又萎靡不振，神经衰弱，生活的勇气与信心几乎**然无存。
更糟的是关押的地点也从市内德胜门外的功德林，迁至京郊以北燕山脚下的秦城农场。
战犯们曾经分期分批参加体力劳动的地方，现在成了取代功德林集中关押战犯的秦城监狱。
时过境迁，乍暖还寒，文强在新的环境里旧病复发，差不多两月之久，天天躺在**，靠流食和药物维系花甲之躯。
这个时候，家属可以探监的规定也取消了。
在见不到儿子的日子里，不知为什么，文强特别思念已经去世的两位妻子。
而第一任妻子周敦琬留给他的那份遗嘱，尤其让他刻骨铭心，没齿不忘。
这是一件戏剧性的往事。
抗战之初，上海沦陷后，文强以军事委员会前方办事处处长的身份，负责收容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
那日晚上，刘姓参谋向他报告说，发现一个中心学校，里面有个女教员叫葛世明，宁波人氏，复旦大学毕业，因现在学校停办了，她没有工作，没有钱，有钱也回不去已被日军占领的老家。
出于怜悯，文强见了葛世明，给了她路费，让她去长沙找自己的妻子周敦琬，给她安排一个教员的岗位。
长沙失守不久，周敦琬病故。
文强远在上海，来不及回老家奔丧，直至以后调回重庆，才见到了周敦琬的大姐。
大姐告诉文强，周敦琬重病期间，葛世明一直精心照顾，晚上伏在病榻打盹，白天还要料理他的两个儿子吃饭上学，累得骨瘦如柴，非人非鬼。
大姐交给文强一封信，这是亡妻留给他的遗嘱，里面写道：“天底下再也没有比葛世明更好的女人了，我死后，你一定要跟她结婚，把她留在我们家，把她养得胖胖的，再为你生儿子。”
文强知道，葛世明在报答他，那么，他也要回报葛世明。
与她在洛阳结婚后，文强特意为她盖了一幢大房子。
她在那里生活了六年，为文强生了三个儿子。
国民党政权垮台前夕，还在淮海战场上的文强就给葛世明寄了一笔钱，要她卖掉洛阳的房子，带着儿子，“按政府的规定，撤到台湾去”
。
文强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消息，葛世明是在台湾收听到的。
她收听的是共产党的电台，电台广播说，放下武器就是朋友，按照国际公约，国民党将领的生活待遇与过去保持不变。
听到这里，葛世明毅然带着儿子，趁着天黑，连夜离开台湾逃回上海。
上海市市长陈毅既是文强在淮海战场上的对手，也是当年革命生涯中的朋友。
那时文强随朱德的部队到四川，他是军政治部的组织科长，而陈毅是师政治部的宣传干事。
得知葛世明到沪，陈毅亲自做了安排：首先把没收了的文强私宅发还给葛世明，然后安排她去立信会计学校当老师，还介绍她加入妇联，加入中苏友好协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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