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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希濂接着说：“我写的是《兰封战役的回忆》，明天就可以杀青。
现在想起那段经历，真是感叹万端，欢忭莫名。
我是在对日作战的沙场上接任军长职务的！”
“好汉就不要提当年勇啦。”
方靖瞟了宋希濂一眼，“我在鄂西会战时，因指挥不力，还被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降了一级。
我如实写来，不写劳苦功高，战绩卓著，只写艰难险阻，忍辱负重。”
“只要是亲身经历，怎么写都行呀。”
杜聿明笑道，“大家都讲了想法，我把我的思路也向诸君报告一下。
从现在开始，我的写作重点是中国远征军。
自抗战以来这是派往国外的第一支军队。
戴安澜师长，是牺牲在国外的第一位将领哦，对了，关于戴安澜，我应当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戴安澜的大儿子戴复东前不久告诉杜聿明的。
戴复东是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不久前作为哥伦比亚大学邀请的访问学者，去美国考察了半年。
考察期间，戴复东想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父亲在缅甸作战殉国后，美国政府为了表彰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卓越贡献，随即向戴安澜追赠了美国军团功勋章，并附有当时的总统杜鲁门和陆军部长史汀生亲笔签署的军功荣誉状。
可是，十年动乱中，戴复东全家当作传家宝的功勋章和荣誉状却在抄家时不翼而飞，至今不明下落。
想到这件事情，戴复东提笔给里根总统写了一封信，信中附了两件东西：一件是有毛泽东主席签名的中国政府于1956年颁发的烈士纪念证的照片，一件是台湾当局于1975年发行的抗日英烈邮票。
这套邮票共有六枚，其中一枚印着戴安澜的肖像。
戴复东写信的目的很简单，希望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能够得到那枚功勋章的照片，以及那张荣誉状存根的复印件。
不到二十天，戴复东收到美国陆军部副总参谋长福特里克的信件，信中说，由他代表总统处理这件事情。
处理的结果是，随信寄来了荣誉状档案记录复印件，并在约十天之后，戴复东收到了由陆军部重新铸造的一枚功勋章。
“这枚功勋章戴复东带到北京来给我看了。”
杜聿明继续说，“我给他讲，功勋章是你父亲的，也是中国军人的，包括共同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所以，功勋章既是家宝，更是国宝，我希望他能够捐献给国家。”
几年以后，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国防部长张爱萍主持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日战争馆的开馆仪式。
戴安澜的遗书、遗物，包括烈士生前使用过的毛笔、手套、图囊、方位仪，以及那张复印的荣誉状档案、那枚重铸的功勋章，都一并陈列在展厅的玻璃柜里。
张爱萍上将戴着眼镜，弯着腰身，仔细阅读着戴安澜写给妻子的遗书：
余此次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单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
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仙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
但东、靖、澄、篱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再苦得数年，即可有出头之日矣！
读到这里，张爱萍含着眼泪，声音哽咽地对戴复东说：“你爸爸的愿望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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