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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渐渐适应了，那也就由平衡走向平庸了。
在我的印象中，生性温和、一生好运的歌德是一直在追求平衡的，他在魏玛做了大半辈子的高官，又在写《浮士德》，几乎没有遇到过麻烦，应该说是很平衡的了。
但是，他越来越感到平庸的痛苦，后来席勒的出现挽救了他，每天只跟他谈艺术问题，不谈政务。
席勒需要歌德的帮助，但在精神上反过来帮助了歌德，抗拒了他已经出现的平庸。
屈原是以一种干脆利落的方式陷入了灾难，因此先是被动，后来就主动地选择了分裂。
选择了分裂，也就是选择了山河断裂式的壮美，选择了悬崖峭壁式的决绝。
万小龙：现在很少出现“大家”
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这个“均质化”
的时代。
比如说牛奶，过去这个牛奶和那个牛奶都不一样，现在我们喝的牛奶一般都是均质化牛奶，都是一样的。
社会也给每个人一种压力，希望你成为大家所希望的、没有缺陷的标准人。
那些看似有缺陷的人本来可能有很多不一般的成就，但被社会认为是一种病态。
如果屈原生在现代，很可能会被瞧不起。
王安安：有人说，歌德是个天才，但他不伟大。
是不是因为他的市侩和顺境，也就是所谓的平衡呢？那么是不是“伟大”
这个词本身就有对缺憾、断裂的要求？这种倾向从何而来呢？
余秋雨：歌德还是伟大的。
他在平衡的生活形态中不断制造着内心的不平衡，而这种制造又出自他的本能。
例如，他那么权重位显、德高望重，却在七八十岁时还在追求一个十九岁的女孩。
恋爱只是路遇，而那个小女孩又相当庸俗。
这个世界第一流的诗人，给那个小市民女孩写了很多的诗。
这个歌德是可爱的，也有一点愚蠢。
歌德好像很平顺，但他心里的分裂因子没有消失。
我在他的故居里看到，他一直在研究各种各样的矿物标本、化学标本，试图突破自己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局限。
这种焦躁的情绪，也是他由分裂、离别而走向伟大的一方面。
丛治辰：那么导致我们追求平庸的究竟是这个“均质化”
的时代，还是对幸福生活的朴素愿望呢？屈原因为苦难写下了《离骚》这样伟大美妙的诗篇，但如果我们要求屈原去过颠沛流离、饱受磨难的生活，是不是很残忍呢？
余秋雨：伟大不是苦难造就的。
这正像说泥潭中也能造起高塔，并不是说泥潭本身就能造就高塔。
世上饱受磨难的人那么多，而伟大的文学家又那么少，可见两者之间不存在直接转换的关系。
你刚刚引述的那句话“生活在别处”
倒是关键。
为了“生活在别处”
，精神上的“颠沛流离”
是少不了的。
这个过程其实比生活上的磨难更为痛苦，却是通向伟大的“必要程序”
。
当然，这一切都应该有一条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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