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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然：这可能跟汉武帝本人的极权地位有关。
这样的皇帝心里没有罪和非罪的界限，祸福只凭他一句话。
余秋雨：在中国古代，皇权高于法律，一个皇帝掌握着一切官员的命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感兴趣的是汉武帝这样的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的特殊表现。
他们的雄才大略使他们乐于做一些突破规范的游戏，把一些高官一会儿投向监狱、一会儿又投向高位，是他们的乐趣。
他们似乎在这种快速转换中享受着权力的快感。
你看，汉武帝把刑后的司马迁狠狠提升一把，提升得比原来还高，又不说明理由。
提升了，还会注意他踉跄走路的背影，欣赏自己在这位大智者身体上留下的暴虐。
我发现，越是有成就的皇帝，越喜欢玩这种故意颠覆理性的游戏，并由此走向乖戾。
汉武帝的这次乖戾，落到了伟大的司马迁身上，成为他在执政过程中最为可耻的纪录，比连打几个败仗更可耻。
由此也可证明，极端权力即使由英明雄主掌握，也必然走向非理性，然后走向罪恶。
魏然：正如秋雨老师所说的，司马迁已经领受过民族的伟大和时代的伟大，因此受了冤屈还能坚持写作，但我读他写的《报任安书》，其中说到他自从受了刑之后，汗流终日，一睁开眼睛就想起自己屈辱的往事。
我很难想象他在那样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下，如何具体地来完成这部著作。
余秋雨：谢谢你提到《报任安书》。
这篇文章确实写到了他近乎崩溃的心理状态，除了你所记的汗流终日外，还说自己没有颜面到父母坟头祭扫，而且预想以后时间越长，污垢越重，因此难过得“肠一日而九回”
。
但是，司马迁为什么要对任安说这一切？
多读几遍就知道了，他恰恰是要告诉任安，自己咬牙忍受这一切而活下去的理由，就是为写《史记》而抢得一线生机。
所以，他不能答应任安要他去营救的请求，因为这样做很有可能使这一线生机断裂。
司马迁的意思是，用自己的命去换任安的命，他毫不犹豫；但是，用《史记》去换任安的命，他拒绝。
生命本是轻微的，但也有可能与泰山连在一起。
自己已经与泰山连在一起了，因此不能由于自己而毁了泰山。
为此他说出了那句大家都听到过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这后面六个字大家可能不熟悉，却很重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同的生命方向决定了生命的差别”
。
司马迁的“泰山”
，就是《史记》。
王安安：秋雨老师曾经说过，《史记》的终笔也就是司马迁生命的终结。
我认为这是一个象征意义的死亡，司马迁在真实意义上的死亡，并不为大家所记住。
这是不是暗藏着一个反讽？司马迁写了多少人的生命与死亡，可是作为一个史学家，他自己的死亡却没有被后世记住。
余秋雨：有一点史料透露，似乎是由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的一些话，还是为朝廷所不容，结果被处以极刑，郭沫若先生为此专门作过考证。
只是史料语焉不详，很难让大家确信。
一般的说法是：司马迁总是表达不满，所以最后被杀。
但是，为什么历史书上对此不作叙述呢？我想这是历史学家们对自己开山老祖的一种仁慈，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局。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司马迁自己选择了退场，退得很彻底，让大家找不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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