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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忠附和道:“大清若早放下架子,与西洋诸国签约通商,吸收人家的技术,大力发展制造、运输和工商等实业,只怕已不是现在这副样子。”
李鸿章笑道:“大清若早走这一步,实现自强,吾等恐怕就不会聚集天津,为兴办洋务和制造绞尽脑汁了。”
马建忠也笑道:“也是的。
建忠估摸,日本肯定会以大清与西国所订条约为借口,要求给予相同待遇。”
李鸿章认可道:“我也琢磨,日本会来这么一手。
过去大清与诸国所签皆属不平等条约,如今日本求上门来,恳请与我签约,又怎能仿照旧例?”
马建忠说:“要是日本人胡搅蛮缠,非照旧例签约不可呢?”
李鸿章斩钉截铁道:“与日本只能签订平等条约,这是底线,不可逾越。
你告诉许钤身几个,一定做好功课,与日本谈判时要有充足理由,驳倒对方。”
众人正筹备与日通商时,一向干旱少雨的京畿开始下起雨来,连绵不绝,永定河猛发大水,日夜咆哮不止,沿河两岸汪洋一片,禾稼尽淹。
民间说李鸿章是水神河伯转世,他出任直督和北洋大臣,把大水也带了来,京畿竟成泽国。
李鸿章顾不得传言,部署海防,筹办洋务,又抽身出面抗洪赈灾,督促永定河道官员加固河堤,疏浚河道,种植堤柳。
直至柳原前光所领五人使团,西装革履出现在天津,李鸿章才从河堤上下来,回署坐到谈判桌上。
李鸿章和马建忠没估计错,双方表达过通商结好意向,说完自愿签订条约之类场面话,待牵涉到两国实际利益时,柳原前光就以大清与西洋诸国所订条约为凭,要求享受同等待遇。
李鸿章毫不含糊,断然拒绝,不给对方留任何余地。
似乎早知李鸿章会是这个态度,柳原前光并不觉得惊讶。
他耐着性子,苦口婆心,软磨硬泡,一会儿说是天皇意思,不按大清旧例签约,回去没法交差;一会儿说远亲不如近邻,西国可享受待遇不给日本,不符合大清大国身份;一会儿说大清厚彼薄此,不仅会让日本人寒心,也会令俄国等中国周边国家敬而远之。
说一千,道一万,就是要中国让步,拿到西洋用枪炮逼着大清签下的条款。
被李鸿章驳回去后,柳原前光有些理屈辞穷。
可他仍不肯放弃,说:“中国自古讲究近交远攻,尽量与邻国和睦相处,再共同对付远方敌国。
如今清国可让利于遥远的西洋各国,对一衣带水的日本国却缺乏诚意,斤斤计较,是不是要改变古训,远交近攻,以邻为敌?”
李鸿章笑笑,说:“此言差矣。
签订平等条约就是缺乏诚意,以邻为敌,本督觉得不成理,也不合情。
近交远攻也好,远交近攻也罢,乃周朝时期诸侯国之间外交策略。
诸侯国分封各地,拥有共同的周天子,不属真正意义的国家,没法古为今用。
再者中国唯愿与各国友好往来,决不会主动开畔,挑起事端,无所谓近交远攻,或远交近攻。”
柳原前光还是不甘心,吊起书袋来:“记得中国宋代有两部伟大著作,一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一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在座诸位都是饱学之士,肯定熟悉吧?”
《资治通鉴》知名度太高,外国人想了解中国,钻研该书很正常。
至于《文献通考》,价值一点不比《资治通鉴》低,却因其冷僻,普通中国人知之甚少,不想竟能引起柳原前光注意,可见他视野多么宽泛。
所幸李鸿章不是普通中国人,早精研过《文献通考》,受益匪浅。
原来《资治通鉴》详于治乱兴衰的描述,略于典章制度的记载,恰恰典章制度又直接关系社会兴衰,天下存亡,不容忽视。
宋人马端临于是穷三十年之心血,著成《文献通考》,详记自古至宋二十五个朝代典章制度的兴立和废止,及于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影响,对当政者治理国家极具参考意义。
李鸿章身为朝中重臣,肩负富国强军大任,既要学《资治通鉴》,自然更得习《文献通考》,以师古而不泥古。
当年代老师曾国藩编校《经史百家杂钞》,就知老师深受《文献通考》影响,才大胆突破前人只重义理词章和考据之旧制,加入经济方面内容,比如关涉国计民生的诏谕、奏疏、弹章、对策之类。
为此李鸿章还将《文献通考》与《经史百家杂钞》对比着阅读,颇有心得。
说起《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还是谈判桌上马建忠先祖。
李鸿章在上海时,马相伯曾跟他说起过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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