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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忠附和道：“大清若早放下架子，与西洋诸国签约通商，吸收人家的技术，大力发展制造、运输和工商等实业，只怕已不是现在这副样子。”
李鸿章笑道：“大清若早走这一步，实现自强，吾等恐怕就不会聚集天津，为兴办洋务和制造绞尽脑汁了。”
马建忠也笑道：“也是的。
建忠估摸，日本肯定会以大清与西国所订条约为借口，要求给予相同待遇。”
李鸿章认可道：“我也琢磨，日本会来这么一手。
过去大清与诸国所签皆属不平等条约，如今日本求上门来，恳请与我签约，又怎能仿照旧例？”
马建忠说：“要是日本人胡搅蛮缠，非照旧例签约不可呢？”
李鸿章斩钉截铁道：“与日本只能签订平等条约，这是底线，不可逾越。
你告诉许钤身几个，一定做好功课，与日本谈判时要有充足理由，驳倒对方。”
众人正筹备与日通商时，一向干旱少雨的京畿开始下起雨来，连绵不绝，永定河猛发大水，日夜咆哮不止，沿河两岸汪洋一片，禾稼尽淹。
民间说李鸿章是水神河伯转世，他出任直督和北洋大臣，把大水也带了来，京畿竟成泽国。
李鸿章顾不得传言，部署海防，筹办洋务，又抽身出面抗洪赈灾，督促永定河道官员加固河堤，疏浚河道，种植堤柳。
直至柳原前光所领五人使团，西装革履出现在天津，李鸿章才从河堤上下来，回署坐到谈判桌上。
李鸿章和马建忠没估计错，双方表达过通商结好意向，说完自愿签订条约之类场面话，待牵涉到两国实际利益时，柳原前光就以大清与西洋诸国所订条约为凭，要求享受同等待遇。
李鸿章毫不含糊，断然拒绝，不给对方留任何余地。
似乎早知李鸿章会是这个态度，柳原前光并不觉得惊讶。
他耐着性子，苦口婆心，软磨硬泡，一会儿说是天皇意思，不按大清旧例签约，回去没法交差；一会儿说远亲不如近邻，西国可享受待遇不给日本，不符合大清大国身份；一会儿说大清厚彼薄此，不仅会让日本人寒心，也会令俄国等中国周边国家敬而远之。
说一千，道一万，就是要中国让步，拿到西洋用枪炮逼着大清签下的条款。
被李鸿章驳回去后，柳原前光有些理屈辞穷。
可他仍不肯放弃，说：“中国自古讲究近交远攻，尽量与邻国和睦相处，再共同对付远方敌国。
如今清国可让利于遥远的西洋各国，对一衣带水的日本国却缺乏诚意，斤斤计较，是不是要改变古训，远交近攻，以邻为敌？”
李鸿章笑笑，说：“此言差矣。
签订平等条约就是缺乏诚意，以邻为敌，本督觉得不成理，也不合情。
近交远攻也好，远交近攻也罢，乃周朝时期诸侯国之间外交策略。
诸侯国分封各地，拥有共同的周天子，不属真正意义的国家，没法古为今用。
再者中国唯愿与各国友好往来，决不会主动开畔，挑起事端，无所谓近交远攻，或远交近攻。”
柳原前光还是不甘心，吊起书袋来：“记得中国宋代有两部伟大著作，一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一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在座诸位都是饱学之士，肯定熟悉吧？”
《资治通鉴》知名度太高，外国人想了解中国，钻研该书很正常。
至于《文献通考》，价值一点不比《资治通鉴》低，却因其冷僻，普通中国人知之甚少，不想竟能引起柳原前光注意，可见他视野多么宽泛。
所幸李鸿章不是普通中国人，早精研过《文献通考》，受益匪浅。
原来《资治通鉴》详于治乱兴衰的描述，略于典章制度的记载，恰恰典章制度又直接关系社会兴衰，天下存亡，不容忽视。
宋人马端临于是穷三十年之心血，著成《文献通考》，详记自古至宋二十五个朝代典章制度的兴立和废止，及于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影响，对当政者治理国家极具参考意义。
李鸿章身为朝中重臣，肩负富国强军大任，既要学《资治通鉴》，自然更得习《文献通考》，以师古而不泥古。
当年代老师曾国藩编校《经史百家杂钞》，就知老师深受《文献通考》影响，才大胆突破前人只重义理词章和考据之旧制，加入经济方面内容，比如关涉国计民生的诏谕、奏疏、弹章、对策之类。
为此李鸿章还将《文献通考》与《经史百家杂钞》对比着阅读，颇有心得。
说起《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还是谈判桌上马建忠先祖。
李鸿章在上海时，马相伯曾跟他说起过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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