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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知道每个“理”
的内容。
发现每个“理”
的内容，那是科学的事，科学要用科学的实验的方法。
“理”
自身是绝对的、永恒的，但是我们所知道的“理”
，作为科学的定律和理论，则是相对的、可变的。
“理”
的实现，要有物质基础。
各种类型的社会都是实现社会结构的各种“理”
，实现每个“理”
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就是一定类型的社会的经济基础。
所以在历史领域，我相信经济的解释。
在《新事论》中，我应用这种解释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我也应用于本书的第二章。
我认为，王国维在哲学中的苦恼，是由于他未能认识到，每门知识各有其自己的应用范围。
人们不需要相信对实际做很多肯定的任何形上学学说。
它若做这样的肯定，它就是坏的形上学，也同样是坏的科学。
这并不意味着，好的形上学是不可信的。
这只意味着，好的形上学是明明白白的，不需要说相信它，就像不需要说相信数学一样。
形上学与数学、逻辑的区别，在于后二者不需要以“有某种事物”
为出发点。
“有某种事物”
是对实际的一个肯定，也是形上学需要做的唯一的肯定。
哲学的性质
我在《新理学》中用的方法完全是分析的方法。
可是写了这部书以后，我开始认识到负的方法也重要，这在本书第二十一章已经讲了。
现在，如果有人要我下哲学的定义，我就会用悖论的方式回答：哲学，特别是形上学，是一门这样的知识，在其发展中，最终成为“不知之知”
。
如果的确如此，就非用负的方法不可。
哲学，特别是形上学，它的用处不是增加实际的知识，而是提高精神的境界。
这几点虽然只是我个人意见，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倒是代表了中国哲学传统的若干方面。
正是这些方面，我认为有可能对未来世界的哲学，有所贡献。
往下我将就这些方面略加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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