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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年），既避免了“黑灾”
（无雪导致牧草枯死），又防止了“白灾”
（大雪覆盖草场），马匹越冬存活率远高于其他草原区域。
另外，契丹人视马匹为立国之本，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牧马管理制度，可敦城是该体系在西北的核心节点。
——辽朝设“总典群牧使司”
及“诸路群牧使司”
，可敦城更是配备了专职牧马官员，负责马匹的繁育、训练与清点。
据《辽史·道宗纪》记载，辽道宗时期仅全国官营牧马就达百万匹，可敦城作为战略牧场，占比超过五分之一。
还有，辽廷对可敦城的定位是“帝国最后的战略预备队”
，通过制度强制保障了战马存量。
辽圣宗时期规定“不论国家到了什么地步，可敦城的两万骑兵都不许南下”
，这支常备军配套的战马始终保持满编状态，且实行“一兵多马”
制度（骑兵通常配备两到三匹战马轮换使用），仅军属战马就达四到六万匹。
而辽末金灭辽之战主要发生在东部与南部，可敦城因地处漠北，远离主战场，且有沙漠屏障阻隔金军，官营牧场未遭战火破坏。
再有，游牧民族“习俗便乘马，生男薄负锄”
，男女皆善骑射，连后妃也“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
。
这种社会氛围下，可敦城周边的部族不仅为官府牧马，还会向辽廷进贡马匹，形成官私互补的牧马格局。
可敦城还是辽朝统治漠北的中枢，控制着阻卜、乌古等多个部族。
这些部族以游牧为生，马匹是其核心财富，辽廷通过“纳贡”
“互市”
等方式，将部族马匹纳入战略储备，进一步扩充了可敦城的战马规模。
所以，可敦城凭借天然牧场与官营牧马体系，长期储备数十万匹战马，这些战马不仅是西北驻军的生命线，更是契丹骑兵部队的后备资源库，使其成为战乱时的救命稻草。
除战马外，可敦城周边草原盛产牛羊，为驻军及漠北统治提供充足的肉食、皮毛等物资。
虽说大宋现在已经开启了工业革命，但不可否认，现阶段的火车和汽车还远远无法征服广袤的世界，甚至无法穿过广袤的草原，战马依旧是这个时代无法被替代的移动生命线。
大宋的铁轨尚在铺设，从江南水乡到西北边疆，数千公里的疆域内，能承载火车的铁路不足三千里，绝大多数州县仍依赖古驿道连通，而战马，正是驿道上最可靠的动力核心。
驿站的驿卒们依旧骑着快马，将朝廷的政令、地方的奏报、商队的消息，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传递。
即便是江南纺织厂生产的棉布，要运往西北边境的军镇，进入西域贸易，也需先通过漕运抵达长安，再由骡马商队转运，而商队中领头的向导马、驮运货物的役马，仍是运输链条的关键。
还有，蒸汽轮船虽能航行于大江大河，却无法深入内陆的草原与山地，那些尚未被铁轨触及的区域，战马的速度与耐力，仍是衡量交通效率的核心标准。
对于大宋的军队而言，战马的战略价值更是工业机器短期内无法替代的。
新组建的炮兵部队虽配备了蒸汽动力的火炮牵引车，但在崎岖的山地与泥泞的荒原上，牵引车时常陷入困境，最终仍需依靠战马拖拽火炮前行。
骑兵部队依旧是战场机动的主力，即便士兵们配备了较为先进的火器，却仍需战马将他们快速投送到战场侧翼，实现迂回包抄。
这么说吧，工业革命初期的大宋，虽已点亮了科技的火种，却仍需依靠战马来搭建起连接疆域、保障国防的交通与军事网络。
去年，一场暴雨让从云地到燕地的铁路陷入瘫痪。
云地运往汴京的三百列火车煤，本计划由蒸汽轨道车运输，却因铁轨被雨水浸泡后路基塌陷，几十列火车困在居庸关前动弹不得。
都转运使吕颐浩，当机立断启用备用方案——他从燕云二地征集到了数万辆马车，又招募了大量的民夫，将车厢内的煤分装，由经验丰富的马夫牵引，沿着驿道旁的泥泞小路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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