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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国内对海外商品的购买，以减少国际贸易中的需求。
这一时期日本还颁布了“年纪制”
，规定外商同一个人（和船）连续来日本的间隔不能少于两年，限制宋商来日的次数。
不过尽管有这些限制政策，由于日本贵族对唐宋商品的需求以及巨额利益的刺激，宋朝与日本的民间贸易依然存在。
只是，这点贸易额，已经不能满足赵俣想要大力发展海上贸易的野心了，所以，赵俣特意派遣使臣出使日本，想要以外交手段打破日本的贸易封锁。
现在看来，这条路似乎行不通。
赵挺之随后奏禀道：“钱引大者一贯、五贯、十贯，小者亦有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值大有召祸，游手之民，私造者起，虽日斩之，势不可遏。
所在制者，不独闾巷细民，而多出于富人、士大夫之家，曾未期岁，长此以往，必致大祸，伏乞速施以雷霆之法尽诛之。”
这没什么好说的，对于造假币的人，不论是谁，必须用最严厉的手段打击，所以，赵俣准了赵挺之的奏禀。
值得一提的是，在赵俣等穿越者的引导下，赵宋王朝的货币正在快速向元朝的货币进化，也就是提前了一二百年进入纸币时代。
其优点是，相比金银、铜钱等金属货币，纸币轻巧易携带，在大额交易和长途贸易中更为便捷，有利于商品的流通和经济的发展。
还有，朝廷通过发行统一的纸币，规范了货币制度，改变了之前货币种类繁多、换算复杂的局面，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经济交流和贸易往来。
再者，朝廷通过控制纸币的发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经济，并且在发行过程中获得铸币税等收益，增加财政收入。
而其缺点则是，如果朝廷无节制地滥发纸币，会导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和经济的稳定。
还有，纸币的价值依赖于朝廷的信用，一旦在管理纸币发行和维持信用方面存在不足，加上战争等因素影响，民众对纸币的信任度将逐渐降低。
再者，虽然麻晓娇已经研发出来了先进的钞纸，五女又根据后世的纸币防伪手段给出了不少好的建议，但由于技术限制，纸币的防伪手段还是相对有限，是有可能被高手伪造出来的。
这无疑更加考验朝廷打击制造假币的决心。
总体来说，虽然赵宋王朝目前仍旧问题重重，但在赵俣君臣的精心治理之下，整体运行良好，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民生上、教育上、外交上全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甚至已经隐隐有了中兴之势。
也正是因为如此，尽管赵俣沉重地打击士绅集团，引起了士大夫阶层的强烈不满，但朝野上下并未因此动荡不安，反而因一系列变革而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不少士绅、士大夫、官员，虽心有不甘，却也渐渐意识到，时代的车轮已不可逆转地向前滚动，唯有顺应潮流，方能保全家族之基业，不至于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
……
第235章又过了两年
…
春去秋来，又过了两年，到了洪武八年。
在宋江义军和朝廷毫不留情的政策双重威逼之下，北方的士绅，要么被除去，要么妥协，几乎全都接受了新政二策。
将丁税分摊到田亩中，废除了延续千年的“人头税”
。
此前北方也存在的丁税常因人口隐匿、流民问题导致的征收困难，在改革后以土地为征税依据，北方士绅也需按田亩缴税，北方无地或少地的百姓则税负减轻，朝廷在北方税收基数更稳定，财政收入显著增加。
而打破士绅阶层“免役免税”
的特权，要求北方士绅与北方百姓一样缴纳田赋、承担徭役（或折钱代役），此举扩大了纳税群体，减少了税收漏洞，进一步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此前士绅免税特权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而赋役轻，贫者无立锥之地而赋役重”
，百姓负担沉重。
改革后，北方士绅的特权被削弱，北方百姓的税负更公平，北方减少了因赋税不均引发的民怨，北方社会底层的生存压力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而《摊丁入亩》使得北方无地的百姓无需再为丁税担忧，北方的人口流动限制放宽，使得北方百姓可更自由地从事手工业、商业，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
再加上，朝廷大力推动北方的工业发展在中原大地掀起了一场工业革命，并将对外贸易的重心移到了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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