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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成书前一年,徐光启已经去世,但经他审定的部分高达一百零五卷,占总卷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其功劳显而易见。
从明末的情况看,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已逐步打开局面,并卓有成效。
尤其是利玛窦等人通过结交朝廷高官,巩固了自身的地位。
在他之后,汤若望等人也受到朝廷的礼遇,并与部分政府高官保持了良好的交往。
有学者统计,明末士大夫中秀才以上入教的有三百多人,其中一品官员十四人,进士十人,举人七人;另有皇室成员一百四十人,太监四十人。
至于普通民众则人数更多。
早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利玛窦去世时,北京的天主教徒已达四百多人,而全国的教徒人数则达两千人之众。
虽然如此,但反教的风波从未停止,激烈的文化冲突也不断发生。
在利玛窦去世六年后,礼部侍郎沈榷,连续三次上疏,发起了对传教士的激烈攻击。
他以“散布异端邪说,反对儒学经典”
“宣扬天主,而不承认皇上的权威”
“秘密结社,图谋不轨”
等罪名向朝廷提出指控。
这些罪名都上纲上线,大得可怕,任何一条都足以置对手于死地。
更可笑的是,他还把信徒手划十字,视为发动叛乱的暗号加以揭露。
尽管这些指控证据并不充分,但还是受到了保守势力的强烈呼应。
南昌三百多名秀才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请求皇帝禁止传教,驱除异端。
这股风潮来势凶猛,而此时朝中东林党正在失势,而阉党魏忠贤为了打击东林人士,也与沈榷结成同盟。
面对这一局面,徐光启也无能为力。
此时他官阶尚低,仅为翰林院检讨。
虽然上疏为天主教辩解,但人微言轻。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七月,皇帝下令禁教,逮捕或驱逐教会人士,史称南京教案。
南京教案发生不是偶然的。
在这之前,民间已发生大小教案五十余起。
这一方面说明,西教在明末传播迅速,另一方面也说明信教和反教的矛盾在不断积累,最终不可避免地爆发出来。
南京教案发生后,天主教受到了一定的打击,但传教活动并未停止,而且传教士的境遇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糟,部分传教士甚至继续受到朝廷的礼遇。
这也可以看出,明朝廷对洋教的态度还是比较宽松的。
到了崇祯年间,情况进一步好转。
此时,徐光启升任礼部尚书,授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受到重用。
在他主持历局期间,先后起用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入局修历。
邓玉函死后,他又奏请朝廷,聘用汤若望、罗雅谷到局任事。
传教士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而汤若望也正是从这时起逐步脱颖而出。
此后他名望日高,成为与利玛窦齐名的明末清初最著名的传教士,向有“利汤”
之称。
汤若望出生于德国一个贵族家庭,早年受过良好的教育,天资聪颖,知识广博,这为他日后来中国传教提供了便利。
明天启二年(1622年),汤若望受耶稣教会的派遣进入中国。
这一年他刚入而立之年。
不久,汤若望来到北京,以其数理天算等方面的知识引起朝中人士的关注,此后他被徐光启引入历局。
明亡清兴,他继续主持历局工作多年,对明末清初的历法修撰作出重要贡献。
正因为如此,他在明末和清初都受到朝廷重视,而在清朝初年,他受到的恩宠更是史无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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