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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类的激愤之词。
《传概》刊行时，书前有一篇许青屿做的序言，对天主教大加赞赏。
许青屿是顺治朝进士，官至御史，为清初名臣。
由于许青屿名气很大，“此序出未二月，业已传遍长安”
。
杨光先对此极为不满。
他在文中公开向许叫板，指责他身为圣门贤达，天子谏臣，居然对于这样的妖书，不发竖眦裂，掷书于地，反倒为之作序，这是不尊孔孟，得罪名教，必遭后世唾骂，而先生之名也将累于一序。
后来，康熙四年（1665年）排教案发生时，许青屿因此序受到牵连，不过有后世学者考证，《传概》之序系伪作，并非出自许青屿手笔。
这已是另外的话题。
《与许青屿侍御书》系杨光先这期间所写的一篇重头文章，而同一时期所写的《孽镜》和《选择议》也值得一提。
《孽镜》主要火力集中在攻击西洋新法上。
比如，他嘲笑新法把大地说成一圆球，上下四方布列国土，虚悬于太空之内。
照此说法，地球上边的人和地球下边的人岂不要脚对脚了吗？这样的荒唐之说竟然也能骗人，因此他要像高悬照妖镜那样，以照出“新法之妄”
。
不过，从今天看来，由于对近代科学缺乏了解，加之思想上的对抗，此文东拼西凑，词不达意，多处暴露了杨光先的无知和可笑。
至于《选择议》则是拿荣亲王的葬期说事，认为阴阳五行之理，相克相化，用对了凶可化吉，用错了则吉反变凶。
荣亲王之命属火，以水为杀，应选二木生旺之月，避水克火，“此化难生恩之法也”
。
可现在所选的葬期犯了三杀：月犯生杀，日犯党杀，时犯伏吟，四柱无一吉者，不知依何书何理而选？幸好用在葬数月之王（按，《清世祖实录》称荣亲王生下四月而薨，所以杨文称之为“数月之王”
），若用之宦庶之家，“其凶祸不可言矣”
!这篇文章篇幅不长，言辞也不激烈，看似无足轻重，实则却成了后来扳倒汤若望等传教士的重磅利器。
这是后话。
从顺治十七年（1660年）至康熙三年（1664年），前后四年有余。
这期间，杨光先虽然没有上疏，但对西教展开的持续猛烈的思想舆论攻势从未停止。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的背后支持他的有朝廷高官、太监、士绅阶层以及钦天监中反对汤若望的势力。
这股力量十分强大。
他们彼此呼应，不断地制造事端。
顺治元年（1644年），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的谕旨下达后，竟被礼部扣压不发。
直到第二年，顺治皇帝发现汤若望的奏疏中没有署上监正的头衔，经查发现是礼部从中作梗，立即予以严斥，礼部这才不得不办。
对于皇上的谕旨居然也敢阳奉阴违，抗旨不发，原因就在于礼部尚书恩格德从中作祟。
恩格德是一个痛恨西教之人，而钦天监直属礼部管辖。
恩格德对汤若望的任命从一开始就不赞成。
汤若望到任后，公正严厉，对礼部并不言听计从，这使恩格德十分不快，不久又因荣亲王葬期之事双方撕破了脸，闹到了最高层。
这事的起因是礼部误用时辰（将辰时误用午时）从而导致荣亲王未能在吉时下葬，这就犯了大忌。
荣亲王是顺治第四子，生下三月（一说四月）而薨，连名字都没来得及起。
不过，这个早夭的皇子来头却不小，他的母亲就是顺治帝的爱妃，死后追封为孝献端敬皇后。
说起孝献端敬皇后，一般人可能会感到陌生，但一提到董鄂妃，知道的人就多了。
她是顺治帝最宠爱的妃子，民间有许多关于她的传说。
其中一个说法是，她原是江南名妓董小宛，但这个说法并无根据。
《清史稿.后妃传》中说：“孝献皇后董鄂氏，内大臣鄂硕女，年十八入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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