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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中心仍是犯罪，但是和公式化的“图书馆里的一具尸体”
相去甚远。
很多侦探小说都改编自真人真事，但绝少像《博来·法拉先生》（BratFarrar）这样感动人心，而就单纯的解谜习题而言，我们的恻隐之心也不曾这样有技巧地、令人惊讶地被操纵着。
《时间的女儿》几乎是空前绝后的成功（一个历史上的谜经过现代人的调查而重新鲜活了起来），它使人们对英史中理查三世那段公认的肮脏污秽的时期，以及塔中王子的谋杀案重新发生兴趣。
《法兰柴思事件》（TheFranchiseAffair）一书也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发生于18世纪的一件案子，某女佣控告她的雇主绑架及虐待），但在她的笔下却成为描写中产阶级困境的寓言。
处于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末期，铁伊难免和她同时代的人一样有些不怎么好的态度：反犹太主义，轻视劳工阶级，对任何狂热都感到深深的不安（例如苏格兰民族主义，那种事对她来说有任性的意味）。
如果阿嘉莎·克里丝蒂《三幕悲剧》一书中的“安东尼·阿斯特”
实际上是用来打击铁伊的话，那么当克里丝蒂用“她精神上的家有如伯恩茅斯的寄宿舍”
来暗讽她的书正经、传统到沉闷的地步，还算是相当公允的。
不过那样一来却只是讲究细枝末节而忽略了重点：约瑟芬·铁伊精彩的说故事技巧；她书中多样的、可爱的角色性格；最重要的是，她操纵了读者的同情心。
这样的例子在她的作品中俯拾皆是，不论那是一本“谁是凶手”
还是架构较新式的小说。
如果纳加欧·马逊或克里丝蒂死得和铁伊一样早，我们或许还是能猜到他们会继续写什么样的小说。
如果铁伊活得更久，我们猜她也许会多写些“谁是凶手”
这样的小说吧，但除此之外她到底真正会写些什么我们还是猜不到。
那也是她最令人佩服的地方。
罗勃·巴纳德，写过三十多本侦探小说，包括最近的《屋主》。
他曾七次获爱伦·坡奖提名，并得过安东尼、阿嘉莎、麦凯维提、尼洛·渥夫奖，现住在英国的利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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