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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规则并不是通向文化贵族的手段，它消除了先前时代给人的高贵感以及距离感，打破了贵贱之分以及等级差距，以便普及已上升到文化价值观层面的“放松”
。
现实是贫瘠而又单调的，因而要制造更多的快乐；大量的幽默可消融、驱散日常生活中的苦闷。
实际上，幽默规则所要做的便是致力于释放一些符号，卸载一切重荷，因此，幽默规则是言论民主化的真正的载体，并以趣味的非实体化以及中性化为途径。
民主化不在于倡导平等理念，而是致力于促进消费社会的繁荣，激发个人的热情，引导人们冲破束缚并及时行乐，这是一种“自由风格的”
自发文化，现实中的幽默仅是其表现之一，与自发文化同时显现的还有个人享乐主义；在个性化的社会里，甚嚣尘上的个人自由理念给该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这就是说，如今人们所看到的蓬勃发展且几乎遍地开花的幽默，并非一个史无前例的重大创举。
无论时兴的幽默如何新颖，它与一个特定的“意境”
依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个意境的源头便是18、19世纪在英国盛行的“幽默感”
。
事实上，从舒畅的特征来看，当代幽默因循的还是传统的幽默，只不过更加宽容与谦恭。
若将幽默的首要原因归为享乐主义的社会化，那么次要原因便是个人主义社会的出现，便是个体所具有的新的社会意义。
当然这种新意义是相对集体而言的，结果之一便是暴力的使用受到了遏制和贬低。
幽默和讽刺不同，它像是一种态度，它对所针对的对象抱有某种善意，即便是假装的善意，它要与后者同乐，而非嘲笑后者。
显然，这种“情感”
因素与带有主观色彩的幽默、与人际关系上普遍的人性化息息相关，而人际关系上的人性化决定着西方社会能否进入个人民主主义体制。
与惩罚减轻、流血暴力减少一样，喜剧也变得温和起来，我们如今所做的只是换一种方式继续这种温和化。
“悲观中的乐观，乐观中的悲观”
（埃斯卡尔皮[119]），幽默意识在于揭示事物可乐的一面，尤其是在生活的困难时刻，无论时局多么艰难，也要苦中作乐。
如今，喜剧格调占主导的局面改变了，“高尚的”
幽默不断地发展壮大。
例如，一些美国战争片极为擅长在荧幕上呈现一些无名的英雄以及他们处于危险时刻所表现出来的冷幽默。
在为荣誉而战的骑士法则之后，便是幽默规则，它成了一种特有的民主行为。
只有将幽默与民主意识理念、与当代个人主义的独立原则联系在一起，才能理解这种行为的盛行，因为上述理念和原则倡导的便是机智的诙谐的谈吐与不循常规的举止，潇洒而不张扬、不刺眼。
这与一个平等社会是相适应的，“一本正经的幽默足以让所有人成为好兄弟”
[120]。
幽默满足了这双重的民主功能，它让个人无拘束，即便只是阶段性地摆脱命运、现实、习俗等的束缚，它让个人轻松实现精神上的自由，同时还能防止自以为是、自视“清高”
或自视甚高，防止自制力缺乏、冲动或者唐突。
幽默使得人际间关系得以平和，用发展个人特异性来消除摩擦隐患。
幽默的社会魅力便在于此，而在幽默中可将平等法则看作一种类似纪律机制的社会化工具。
随着物理微观权力技术的运用，而当代人也不愿任由摆布，因此自制、自律出现在幽默中。
事实上，借助幽默，纪律的个体已经表现出一种游离、一种洒脱，至少表面上是如此，这意味着我们孜孜以求的主观世界的解放已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
“幽默感”
与讽刺的二重性，细腻的感受性、特异的荒诞性以及严肃性等，顺应了第一次个人主义革命，顺应了自制的纪律规范下的自由、平等和宽容等价值观的发展；伴随着由大众享乐主义所催生的第二次个人主义革命的出现，幽默也改变了基调，真诚与沟通的价值观成为首选。
报纸尤其是幽默日刊，实际上完全没有对一些事端进行讽刺或揭示，连善意的丑化也没有，它们只是在营造一种朴素的、“轻松的”
和缓和的氛围。
因此，可以说幽默执行的是“寒暄”
的功能。
喜剧的非实体化对应的是自恋的非实体化，需要的是亲善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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