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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毕竟20世纪初极高的自杀率在1926—1930年期间下降到19.2人，在60年代又降至15.4人。
依据这些数据，人们自然就会认为现代社会是“平静的”
和平衡的社会。
[172]不过，事实并非如此，人们注意到自1977年起，法国的自杀率在快速攀升，几乎达到了20世纪初以及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水平。
除了自杀态势恶化之外，自杀未遂的数量也在增加，这一切都迫使人们去重新思考当今自杀现象的社会基因问题。
尽管自杀死亡率有所下降，但企图自杀率却在明显升高，所有发达国家均普遍存在此类现象。
人们估计每5—9例的企图自杀者中就有一例能自杀成功，在瑞典，每年有2000人自杀，但却有20000人企图自杀；在美国，每年有25000例自杀，另有20万人自杀未遂。
1980年，法国有10500人自杀身亡，约有10万人自杀未遂。
19世纪企图自杀者的数量和如今的数量不能相提并论，这点值得思考：一是因为彼时自毙方式是“高效”
的，即采用自缢、溺亡和火器等手段，这三种自杀工具一直到1960年都是自杀者的首选工具；二是因为当时的医疗体系难以救助自杀者；最后便是自杀人口中老年人的比例相当高，这些人在面对死亡时态度最为坚决、最为果断。
企图自杀人数空前，尽管自杀身亡的数量在下降，但自杀蔓延的势头并未结束。
后现代社会强调的是个人主义，并用自恋的逻辑来改造追随者，这加剧了自我毁灭的势头，尽管这毁灭的强度有所弱化。
这说明，和专制的时代相比，自恋时代更能诱发自杀。
自杀并非由个人主义社会开创的先河，自杀所呈现出来的上升势头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企图自杀与自杀身亡的相关性在减弱，这不仅因为医疗急救技术的提高，也与毒药和药品被用作主要的自杀手段有关。
对自杀行为（包括企图自杀）进行全面了解后便知，毒药、药品以及煤气这三者是首选的自杀手段，几乎有五分之一的自杀者曾用过这些手段。
和人际交往一样，自杀也变得柔和起来，表现在要少流血和少痛苦，但自我摧毁的暴力并未消失，它就是这些不张扬的自杀手段。
人们或许可以说，自杀助长了冷漠的秩序。
企图自杀的增加还因为自杀人口的年轻化，自杀犹如是恶性犯罪或**裸的暴力，因此与年轻人有着极大的关联性。
个性化进程培育出了一种越来越难以应对现实考验的个性，脆弱和懦弱盛行，而这基本上都发生在年轻人身上，因为他们是最迷茫的、最缺乏社会根基的人。
专制的、一成不变的教育制度框架，让个人主义自我摧毁的功能在年轻人身上有着相对多的保留，他们直接承受着自恋的非实体化，他们完美呈现着个人非稳定的、分裂的以及受社会排斥的特征，这是由于过度保护和孤寂造成的，他们就这样沦为了潜在的自杀者。
在美国，15—24岁的年轻人的自杀率是按照十年翻番、二十年翻三番的速率在递增着。
在从前自杀频率最高的季节里，自杀率一直在逐渐降低，但在年轻群体中，自杀率却在不停地增加着，如在美国，自杀已成为年轻人死亡的第二大原因，位列汽车事故之后。
与自我毁灭在日本极为恐怖的攀升势头相比，我们的这一切或许只是个开始；另一个耸人听闻的事实是5—14岁的儿童也在大量自杀，自杀儿童数量从1965年的56人上升到1975年的100人，再到1980年的265人。
巴比妥类药物的使用以及众多的自杀未遂案例表明，自杀已经步入“大众化”
的年代，步入普及化和便捷化时代，自杀犹如颓废和疲倦一般常见。
自杀依附于一种不确定的进程，其中生的欲望与死的欲望相互交织，此起彼伏，飘忽不定，几乎时刻萦绕心头。
很多的自杀者学习药剂知识并希望借助药品来自行了断；自杀不再是极端的行为，在个人的和社会的界定标准钝化之际，在现实本身被空洞化并失去了实质之际，在现实被看作规划好的曲目之际，此时的自杀也就变得梦幻起来。
这种忽然而至的自杀念头只是新自恋主义自我摧毁以及意志虚无化的一个方面。
由于自恋主义甚嚣尘上，因此自杀更多源自一种自发的消沉，一种短暂的颓废不振，而非确切的对生存的绝望。
令人奇怪的是，自杀可以在没有死的欲望下发生，这有点像发生在邻里之间的犯罪，杀人并非出于杀死对方的目的，而是为了摆脱噪声的污染。
后现代的自杀，没有了死亡的欲念，就像持械抢劫者在慌乱中乱开枪一样；人们尝试去终结自己的生命，或许为的是一句不愉快的话，这和在电影院中为争座位而杀人是一个道理。
由此，自杀是一种没有斟酌、没有确切意图的暴力，一种在瞬间走向极端的暴力，这是个性化进程冷漠逻辑与**裸暴力之间的因果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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