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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17世纪，巫术受害者所揭发的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受害者认识的人，他们或是近邻，或是同阶层的人；决斗、族间复仇也基本上在同类人之间展开。
因此，发生在平等的人之间的暴力和残暴并不是微不足道的，这就意味着平等并不是一种将他人视作“同类”
的现代结构，应就此加以深究，以便澄清个体举止温和的缘由。
举止的文明并未伴随平等一起到来，它与社会微型化的出现是一致的，与重视物质、冷待复仇和荣誉法则的新型价值观的出现是一致的。
人与人之间的共情无法解释个人暴力的衰败；对私生活的青睐排挤了整体主义的戒律，个体变得矜持有加，并越来越不屑于别人的感受，在这种情况下，残暴开始让人恐怖，斗殴也被当成野蛮。
因此，社会人道主义化不过是对当代特有的非社会化进程的一种表达。
托克维尔将当代举止的温恭和人人“平等”
的民主体系联系在了一起，总算触及了问题的核心。
在一个民主国度里，每个人都应真心感受他人的不幸，“是陌生人或敌人都无所谓，因为想象很快便能使人各就各位。
鉴于不可以貌取人，想象便带着怜悯心来揣测人际方面的事情，并独自承受着这一切”
[161]。
与卢梭设想的相反，这种“怜悯”
并非远去，而是它还没有到来，他认为，怜悯是排斥怜悯的产物，而排斥它的就是个人主义微型化。
关注生活，迷恋自我，并不会妨碍和他人的同化，反而会促进同化。
总之，需要将现代个体和同化进程放在一起来考虑，不过只有在非社会化让个体抛弃对集体、仪式的迷恋之际，只有在不依照预设的商谈模式而以独立的个体身份来相互交流之际，这种考虑才能有实实在在的意义。
反之，整体主义架构要以社会整体现实为优先考虑，这便给主体间的同化的实现造成了障碍。
由于人际关系带有无法摆脱的集体主义色彩，故而同化便无法在“我”
和一个“他人”
之间发生，但却可以在“我”
与一个想象的群体或传统模型之间实现。
这在以严格的心理上的同化为目的的个人主义社会里是绝无可能的，也可以说，这是某些人想象中的同化，因为在个人主义社会里根本没有人来强迫个体说什么、做什么、相信什么。
个体的思维方式是孤立的，他认为活着是为自己，但矛盾的是，他也认可别人的不幸。
人们越是作为孤立的人而存在，对他人的苦痛或者悲伤的感受就越深；流血、身体伤害变成了一种让人难以容忍的景象，苦难像是一种荒诞的耸人听闻的错乱，敏感也就成了“封闭个人”
（homoclausus）永恒的特征。
个人主义由此产生了两种相反但却相辅相成的结果，即冷待他人以及对他人痛苦的敏感，表现为“在民主时代，鲜有人为他人做出牺牲，但人们却对全体人类成员都表现出一种广泛的同情”
[162]。
要理解始于18、19世纪交汇点的惩罚人道化进程，就不能忽视这种新的社会逻辑。
而且还要将惩罚的转变和一个新的权力机构的来临放在一起加以看待，该机构的使命并不像它在国家形成的初始阶段那样，即通过不人道的酷刑暴力来彰显威严和凛然不可侵犯，而是相反，它用温和的管理以及社会感化，用持续、克制、规范的方式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这些都是深得人心之举。
[163]但如果没有现代社会的产物，即个人主义革命所引发的对他人立场的深度动摇，惩罚改革也将是绝无可能的。
18世纪下半叶，针对残酷体罚的抗议几乎随处可见，这些体罚在社会上开始被视作不合理、野蛮。
个人主义世界及其孕育出来的对他人特别的认同感构成了剪灭合法的残暴行径相应的社会背景。
由此，历来被认为想当然的事情变得可憎起来。
要警惕全能政治，甚至是微观战略布局上的全能政治，因为刑罚的人道化如果无法与新型的由个人主义进程塑造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最大程度的吻合，这种人道化将无法获得合理性，也无法以这样的逻辑长期发展。
人们无须再次重复孰优孰劣的问题，同时，国家和社会也在全力夯实减轻责罚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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