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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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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虚时代》这本书将一些研究成果集中在一起，旨在从不同层面来讨论一个普遍现象：在大消费时代，个人、社会、道德的变迁，以及其中表现出来的新型的社会化、个性化与17、18世纪是截然不同的。
本书力求揭示这种历史演变的历程并证实如下的观点：消费品、影视资料、新闻以及相关的享乐主义、包容主义和心理主义等价值观，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新式的行为约束机制，一种无与伦比的诱人的生活方式，一种角色、信仰与私生活的系统位移—由此形成了西方个人主义历史的新阶段。
我们生活在第二次个人主义革命的年代：私有化在扩大，社会认同受到侵蚀，政治与意识形态受到排斥，个性特征越发多变。
总之，只有当上述个人及日常生活层面的革命完成后，我们的时代才能放弃革命末日论。
民主社会处在进化中，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按照新的逻辑被不断地重塑着，我们称这个逻辑为“个性化进程”
。
沿着这个逻辑，我们便更容易去理解民主社会了，本书的分析也是以此为中心而逐步展开的。
但个性化进程在重塑社会的时候，不同社会阶层被重构的程度和方式是不一样的。
鉴于我们的社会采用的是多元的、特有的架构标准，因此力图三言两语便将整个社会说清楚的理论必然是有局限性的。
本书之所以拥护单一的方案，是因为我们并非依据实时的观察，而是基于历史来绘制曲线，并从中总结出关于制度、生活方式、追求以及个性化的趋势线。
从横向对比和纵观历史这两个角度出发，来考察个性化进程，为我们明确了前进的道路、发展的新方向以及社会制约和组织架构的类型，使我们摆脱了一直盛行到20世纪50年代的“纪律、革命、契约”
的模式。
个性化进程已经走过民主—纪律、普遍主义—清戒主义、意识形态—强制约束等矛盾并存的现代社会初级阶段，但鲜有人将个性化进程的发展看作是资本主义培育商品的一种战略，因为其中有着人性化的一面。
在兼并另一个完整的体系时，即便原有体系的确非常有利于劳动力再生产以及剩余价值的提高，但要想保留它的部分工具性质的功能也是不切实际的。
由此，我们得出另外一种假设：这是正在进行中的社会学上的全面转变，是一种历史的创造。
它类似于卡斯托利亚迪斯（Castoriadis）[1]所谓的“假想的中心意义”
，即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一种组织架构与意识、价值观与行为的协同组合。
只有艺术界和心理分析界提前几十年预料到了它的出现，而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消极地看，个性化进程造成了纪律社会的分解，但积极地看，个性化进程与弹性社会的诉求是一致的，如对信息、性以及物质享受的倡导，对“人的因素”
的重视，对本性、真诚和幽默的推崇等。
个性化进程是组织与引导社会的一种新方法，也是行为管理的一种新方法，它不再依靠繁文缛节的强制性规定，而是依靠微不足道的束缚以及尽可能多的个人选择—微不足道的清戒要求以及尽可能多的欲望，微不足道的强制规定以及尽可能多的包容等—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事实上，由于个性化进程，一些制度反倒变成了一种对动因和欲望的诠释，从而促进了人们对此进程的参与，引导了休闲与享乐，增强了众多社会化“模型”
的人性化、多样化及心理化的趋势。
因此，在对专制和机械的制度加以矫正之后，便是顺势而为的信息化制度；在命令式的管理之后，便是按需且可选的规划。
与新型社会的“目标”
及合理性密不可分的一些新进程开始了，如崇尚享乐主义价值观，尊重差异，推崇自由惬意的生活，赞扬幽默、真诚等品质，提倡心理主义与自由表达等。
可以说，这是在摒弃了民主专制年代所看重的种种理念之后，对自我管理做出的新诠释。
实际上，直至最近，政治、生产、道德、学校、养老等方面的生活逻辑，依旧在于将个体融入到整齐划一的规则中去，在于尽可能地剔除怪诞的爱好及表达方式，在于用普遍的和单一的律法来消除特异性。
这依据的是诸如“普遍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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