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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曾经说过，“无论什么意识都比没有意识要强”
，但如今连这个结论也不再是正确的。
对于意识本身的需要已被排除了，生活方式中的疏远意识逐渐蔓延开来，既无悲怆也无毁灭，更不期待会有一系列新价值观的出现；不再眷恋过去的做法引发了一些新问题，但庆幸的是，这冷漠的新面孔至少还能够遏制住虚无的拥护者们的致命的癫狂。
冷漠在滋长着，这种现象在教育领域尤其明显，且无可匹敌。
几年来，教师的声望及权威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消逝着，或已消失不见。
如今，教师的话已不再神圣，它普通而又平凡，它与传媒同处一个级别。
教育是一部被学校的冷漠中性化的机器，而这种冷漠则是由注意力的分散以及对知识的历史怀疑主义造成的。
教师们由此感到了巨大的不安。
这种对于知识的疏远富有意义，它远比厌学的意义要大，另外这种疏远还有一个变量，即那些学生。
高中不像营房，而像荒漠（营房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一个荒漠），这些学生们过着呆板单调的生活，缺乏**或者兴趣。
因此，要不惜代价对此进行革新，但结果却是变本加厉的创新、互动、教研让学校纷扰不断，因为学校越要顾及学生的感受，学生则越难以忍受这种空虚的地点。
因此自1968年“五月学潮”
[15]以后，罢课消失了，不满也销声匿迹了，学校变成了一具僵化的迟钝的躯壳，教师们则是身心疲惫，不再有往日的生机。
政治界也有着同样的冷漠，如在美国屡见不鲜的高达40—45％的投票弃权现象，即便在总统选举中也是如此。
但这并非由严格意义上的“非政治化”
所致；公民们一直以来对政党以及选举“感兴趣”
，但他们同样（准确而言是不如）也对赌马博彩前三名、周末天气预报以及体育赛事结果感兴趣。
政治步入了追求轰动的时代，意识形态上的审慎与良知受到清算，取而代之的是广泛的猎奇心态，受一切或者不受一切事物所左右。
由此，在政治家眼里，大众传媒的重要性是非同一般的；政治只有借助信息传播才能发挥影响力，如今只有采用个性化的讨论、答辩等活跃的风格，才能及时吸引全体选民的注意力。
内阁官员的声明不再比报纸的专栏文章更有价值，从政治到“花边新闻”
，没有了等级之分，娱乐性大小决定了其受欢迎的程度。
我们的社会不存在什么优先权，没有确切的规定，也没有什么中心，它只有一系列等效的激励与“选择”
。
自此，后现代的冷漠产生了，一种因过度而非不足、因超激励而非惩罚引起的冷漠。
如今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人惊异或引发轰动的呢？由于人们冷对泛滥的信息，冷观急速的轮换，因而一个事件一旦被知晓，旋即也就被忘掉，因为它要为更为轰动的事件让出位置。
新闻越多，轮换的节奏便越快，事件与住所与地点一样，也受到了同样的冷待。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口每年都要更换居住地，也即四千万的美国人处在不稳定的状态，常年变换着住址，甚而连土地，即“家园”
，也无法抗拒这股冷漠浪潮的袭扰。
几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行为，这些行为给人带来这样一种全新的感悟：要在家乡生活和工作。
这种感悟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诉求，甚至在美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宣称，不赞成因为职业的原因而不停地更换所居住的城市；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与自然问题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他们的人数超过了环保斗士们的人数，而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媒体则不断地将“价值观”
的再度发掘排在了首位。
也许这就是后现代主义，一种对区域、自然、精神、过去的重新关注。
在经历了当代的人口迁徙之后，出现了地方主义以及环保运动，而每六个月更新一次的“价值观回归”
则更是常见，人们的态度也从好奇与宽容转变为普遍的冷漠，宗教、家庭、传统以及浪漫主义由此也发生了动摇。
所有这些后现代的现象，它们的波及面各不相同，内涵也不同，可以说，它们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诠释一切。
相对于第一阶段喧闹的现代主义而言，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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