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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消费以及现代主义的共同作用下，一种以自我成就感、自发性以及欢愉感为中心的文化出现了，这就是以享乐主义为“准则”
的现代文化。
此后，这种现代文化与经济的、政治的逻辑完全对立起来，这也是贝尔进行分析所因循的基本假定。
现代社会分裂了，它失去了均质的特征，就像是经济技术、政治体制以及文化这泾渭分明的三重秩序的复合体，大家依据着不同的准则，甚至是相反的准则。
这些领域“相互之间并不一致，而且变化的节奏也不尽相同。
它们依据的是不同的规则。
因此，不同的举止甚至相悖的行为因此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由于这些领域之间的不和谐，社会便产生了诸多矛盾”
。
“经济技术”
的秩序或“社会架构”
（生产、技术、社会职业结构以及财富与服务的分配）由“理性功能”
所支配，也就是由效率、量才录用的领导体制、效益以及生产率所支配。
与之相反，规范权力以及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是“平等”
，对于平等的诉求处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它不仅涉及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大选、公共自由，而且还涉及“生活方式的平等”
（如机会的平等以及急遽增长的针对教育、健康以及经济安全等新型社会权利平等的诉求），甚至是“结果的平等”
（如针对少数族群的特殊测试，目的在于纠正结果的偏差；又如，在涉及医院、大学、报刊以及社区等的功能定位时，所有人都可平等参与决策，因为这是一个民主参与的时代）。
随之而来的便是“秩序的离析”
，即三种相互背反的秩序如“享乐主义”
“效率”
以及“平等”
，它们之间呈现出结构性的紧张关系。
一个多世纪以来，各领域之间的离析越发扩大了，社会结构与关于“自由的我”
全面发展的“二律背反文化”
[49]二者之间的裂隙一直在明显地加深着。
在这种情况下，便要抛弃将现代资本主义当作统一体的主流的社会学分析法。
资本主义曾经受惠于新教伦理而得到了发展，经济技术的秩序与文化结合成为一个致密的整体，这有益于资本的积累，有利于发展以及社会秩序，但是伴随着享乐主义成为最高的价值观以及资本主义的合法化，资本主义失去了作为有机整体的特征，失去了共识以及意旨。
现代社会的危机首先便是文化上的以及精神上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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