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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的归宿以及后平均主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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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时代最终的结果便是幽默进程浸染到社会意识层面，那些堂皇的价值观也成为戏谑的对象，使其不再能够作为某种深情厚感的载体而存在。
在享乐主义以及自恋主义价值观盛行之下，高尚的评判体系也变得空洞无物，那些在20世纪上半叶曾作为社会框架的价值观（节约、贞节、职业良知、奉献、勤奋、一丝不苟以及威望等）也不再受到人们的敬仰，它们受到的只是嘲弄而非崇拜，虽然情非所愿，但我们仍认为这种嘲弄包含有某种隐约有些搞笑的或者腐朽的成分在内，闹剧还是阴魂不散。
在对民主国家制度进行波澜壮阔的确认阶段，意识形态符号（如平等、祖国、社会主义、艺术的艺术）的浮夸程度堪比那风光不再的等级言论。
这个阶段之后，人们便进入了后现代的民主时代，该时代成形的标志便是主要的社会标准被幽默非实体化了。
幽默进程不仅意味着要刻意创造“可笑的”
符号，也意味着我们的表述出现谐趣模仿上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并不在群体及个人的主观掌控之下，因为如今连最为严肃规矩之人、最为冠冕堂皇之人都反其道采用了喜剧的语调。
那么有谁还能够独善其身呢？在电视辩论赛所模拟的那种一较高低的氛围中，在极为生动有趣的新场景下，左右派之间的政治矛盾被化解了。
越没有重大分歧，政治双方或四方公开的权力角逐也就越显得滑稽可笑；政治的非理据性越强，政坛则越像是展现善意、诚实以及责任感的“**会”
，或干脆就是滑稽可笑的假面舞会。
由此可见，通过个性化，政治现状也变得普遍幽默起来。
政治独立的高级阶段不是极端的大众非政治化，而是戏剧化，进一步便是荒诞化，当党派对立有了闹剧色彩，它也就越发被当作闹剧了，政治阶层可以自成封闭的一体，精通于在电视上展现自己，执行高参们的策划以及行政官僚的战术，并且乐此不疲。
令人不解的是，面对怀着取乐心态的、麻木的全体选民，他们却仍能坦然玩弄着民主游戏。
幽默进程作为政治机构和体制独立化的工具，本身也进入了独立阶段。
在我们的时代，幽默集中出现在一些最为“庄重的”
领域，且不以历史人物的意图与目的为转移而蔓延开来。
幽默成了一种宿命。
1980年的11月，作为总统选举候选人，克吕施受到巨大的欢迎，一个“严肃的”
助选委员会由此也组建起来。
就此人们可以想象一下，政治幽默化带来的启示是什么？对于出现一个小丑般的总统候选人这件事，除政治阶层自身，尤其是除了左派阶层之外，不会再有人感到诧异。
事实上，由于政治舞台已经蜕变成为一个趣味的场所，所有人都乐于见到一个专司插科打诨的人能够进入其中，而克吕施的加入，也只是使得这类政治假面舞会锦上添花而已。
在政治不再高高在上而且被个性化之际，一位文艺工作者能够夺取相当比例的原本应归属于党派领袖们的选票实在不足为奇，对于这种二流的喜剧，人们则是抱以“会心”
的一笑。
克吕施效应既非源自对狂欢的怀念，也非逆反逻辑在作祟（这种逻辑要以一个极端严肃的秩序为前提）。
这其中，是一种针对民主制度的纯粹的滑稽模仿，一种加剧了政治闹剧化的滑稽模仿。
在这种不可避免的贬黜活动中，价值观、政治、艺术等自身也得到发展。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那段美好日子里，艺术遭人诟病的日子结束了，因为连那些最为朴实无华、最容易引发议论的、最“不起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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