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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威胁对民主秩序而言是不足惧的，最直接的、最有可能的威胁不过是影响到选票，这成了如今笼罩在地区、民族心头的一个新的情感因素、一份沉重的不安。
个人主义的宽容、利益和自由一直都为人所称颂。
一半的大学生认为当兵即意味着要失去独立的决断力，而在欧洲，选举则遇到了空前的弃票率。
法国的非工会化则像是一部灾难片，国家罢工协调会全面取代了工会联合总会，社会冲突由此被细分化了，它变成了捍卫个别利益的行会冲突。
民族认同这一主题虽然取得了一点反响，但发生在极敏感环境下的莱茵河事件[178]也只是佐证了人们对消费和福利的极度渴望。
这让人不得不怀疑民族主义情感已受到了侵蚀，因为已经没有任何关于历史的集体规划可以真正打动人民，即便在欧洲也是如此。
人们如今关注的是培训和文凭，寻求的是职业成就感以及个人的全面发展，要求一个清洁的环境，而不再是什么历史抱负。
追求洒脱、放松和趣味的新自恋主义，唯一趋向的是“心理上的”
实现，这并不是在迎合时代的要求，而是新自恋主义以全新的方式与道德、劳动、家庭保持一致，以便达到彼此包容、再现，从而避免自废武功。
个性化社会运动不等于没有良知的私有化，它和社团生活、经济意指、大众义务以及慈善活动等紧密相连。
普遍化的排外活动和拜金主义并不是当代意识的全部，它还包括人权的共见，包括盛行的慈善活动，包括在交流中、在生物医学研究中、在环境上、在企业中对伦理的重视。
人们越是强调自由生活的主体权利，价值观及责任感的重要性也就越突出，自恋随之也就要发展相匹配的范围、秩序和责任感。
个人主义的崛起与对新伦理的期待二者之间并没有矛盾。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显然这种新伦理是一种“既无约束也无惩罚”
的无痛的伦理观，它满足了受到普遍认同的至上的“自我”
的需求。
因此，电视慈善虽然没能激发出让人揪心的责任感，但却毫不费力地、精确地勾勒出了一种情感伦理。
因此，家庭文化虽暂时得以好转，但却不能遏制离婚的大量出现；因此，民族意识虽然重新抬头，但却没有了对公而忘私的民族主义的推崇；因此，劳动被尊崇为实现自我的一种手段；因此，环保意识虽得以传播，但自我理念却没有被抛弃，但目的也不过是为了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更高品质的消费及其他。
对克己奉公的精神，人们已没有了兴致，但对自我、财富和健康的热情却高涨起来。
由此可见，心境离不开缥缈的愉悦感，价值观离不开利益，善良离不开用心参与，对未来的关注离不开对现实的迫切要求。
不管伦理关怀的发展态势如何，奉献文化是消亡了，我们不再承认“活着为别人”
对自己的约束，我们活着是为了我们自己。
很显然，极端自恋主义和完全享乐主义也出现了，但现行的文化转向并不意味着个人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根本性的分歧，甚至连责任感或慈善也可伺机加以选择。
自恋就是自恋，它是“向心型时代”
的象征，第二次个人主义革命浪潮只是刚刚开始。
[176] 约翰·保罗二世（1920—2005）：罗马教皇。
—译注
[177] 印第安纳波利斯：美国印第安纳州首府。
—译注
[178] 莱茵河事件：指20世纪中期以来莱茵河水体遭到的一系列严重污染的事件。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工业的高速发展，莱茵河曾一度成了欧洲最大的下水道。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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