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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三弟恩寿情同手足。
恩寿新中国成立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新中国成立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总理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自己的弟弟。
后恩寿有胃病，不能正常上班，总理又指示要办退休，说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
曾山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
“**”
中，总理尽全力保护救助干部，一次范长江的夫人沈谱（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之女）找到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希望能向总理转交一封信，救救长江。
周秉德是沈钧儒长孙媳妇，沈谱是她丈夫的亲姑姑，范长江是我党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又是沈老的女婿，总理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以这样深的背景，周秉德却不敢接这封信，因为总理有一条家规：任何家人不得参与公事。
如果说总理要借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
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
五十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
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当时周恩来身兼四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之一、中央政治书记处书记（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
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
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
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
有枪就要权，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
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
红军总算统一，得以继续北上，扎根陕北。
第二次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
一九五七年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说不是冒进，是跃进，并多次让周恩来检讨，甚至说到党的分裂。
周恩来立即站出来将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
而他在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
他藏而不露地将“十五年赶上英国”
改为“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
，加了十一个字；将“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
八个字。
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们留了三年余地。”
第三次是“**”
中，林彪骗取了毛主席信任。
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
他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主任，毕恭毕敬地向他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副统帅”
请示汇报，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大会堂等公众场合为之领座引路。
林彪的威望，或者就以他当时的投机表现、身体状况，总理自然知道他是不配接这个班的，但主席同意了，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总理只有服从。
果然，“九大”
之后只有两年多，林彪自我爆炸，总理连夜坐镇大会堂，弹指一挥，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为国为党再定乾坤。
让也总理，争也总理，一屈一伸又弥合了一次分裂。
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但“四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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