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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读过这封信，他的意思是全体村民都将因这条新路走向富裕，为此他列出了很多原因。
接下来，他又说要建立集市，食物的价格会因此提升到原来的两倍，他对此非常肯定。
这个善良的公民还提到要创立一所学校，培养出更勤劳的人民，以效忠于国王，这花不了多少钱。
这些改善工作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但他先前却从来没想过要这样做；他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始于两年前，当时他被国王的一封密函[3]软禁在自己的城堡里。
他毫不保留地写道：“这一切都是非常有用的，在家乡的两年流放生活让我对此确定无疑。”
可人们却发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当年使农村中的富人和农民的关联得以维系的保护和附属关系已岌岌可危。
这种情况在饥荒发生时愈发明显。
中央政府在那样的危难关头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其内心胆怯，因此感受到了深深的惶恐；那些有影响的个人和政治组织已经被它彻底毁灭了，它却妄想叫他们马上复生，听从自己的召唤，过来帮助自己，结果连一点儿回应都没得到。
原来那些人都已死了，杀死他们的正是政府，这种惊诧的发现对它来说已经是常事了。
那些经济状况最糟糕的省份，在面对这种危机时总会出现一些诸如迭戈的总督，强迫富人供养他们的佃农，一直养到第二年农田收获时，这是对法律的一种轻率的违背。
我找出了很多信函，是1770年一些本堂神甫写的，他们提议总督向教区内所有在教或还俗的富人征税，他们这样写道：“他们不住在那里，却在那里占有大量农田，他们带着从那里赚得的大笔金钱到别的地方去花。”
村庄里总是有乞丐出没，再正常的年代也不例外；原因就如莱特洛内所言，在城市里，穷人能获得援助，而在乡村，穷人们不做乞丐便没法过冬。
那些命运悲惨的人经常受到最残酷的对待。
1767年，舒沃塞尔公爵试图将法国境内的所有乞丐一扫而光。
为此他采取了极其残酷的手段，这一点从各总督的书信中就能看得出来。
骑警队接到命令，要将国内的乞丐全都抓起来；据说，有超过5万名乞丐因此被抓。
乞丐中的壮汉被送去做苦工；其余人被送到40多家收容机构里去：这样一来，富人就能在他们身上行善了，这很不错。
旧制度时期的政府在面对上层阶级时，总是表现得温和而谦恭，在面对下层阶级特别是农民时，却总是表现得心狠手辣，动不动就出其不意地加害他们，这跟我先前所言没什么两样。
我从未读到过一份总督命令逮捕资本家的文件；然而，农民被逮捕的事件却层出不穷，逮捕他们的理由五花八门，有逼他们去服徭役的，有逼他们去服军役的，还有因为他们做乞丐，扰乱社会治安，所以逮捕他们的，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在审理那些凌驾于平民之上的阶级时，要用到独立的法庭，要经过长久的辩护，整个过程都要对外公开，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但在审理平民特别是农民时，法官会当场做出判决，被告连上诉的权利都没有。
内克曾在1785年写下了这样一番话：“平民和别的阶级差距极大，这轻而易举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至于政府是如何成了对付平民的木偶，却没什么人注意了。
仁义和人道已经成了法国人的精神特色，对于这样一份屈辱怀有同情心的人，虽然不必忍受贫穷的折磨，但依然为之感受到了无尽的愁苦。”
这些命运凄惨的人处境越来越糟糕，但这并不是他们受压迫的主要表现，阻止他们改善这样的处境，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压迫。
他们享有自由权，但他们的愚蠢程度跟他们的农奴先人不相上下，而在贫穷程度上，他们简直称得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生活的这个年代技术非常先进，但他们本人却连一点儿技术都没有；他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但他们本人却依旧蒙昧无知。
同类独有的智慧和敏感，在他们身上一样都不缺，但对这两样优势的利用，他们却一无所知；就连自己仅有的本职工作——种田，他们也没有做好。
英国有位著名的农业学家曾说：“我只看到了10世纪的农业状况。”
行军打仗是他们唯一的特长；最低限度，他们在从事这个行业时，那种与生俱来的跟别的阶级的必要关联还没被切断。
这道既孤立又贫穷的深渊，就是农民们生活的地方；他们被囚禁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
天主教被废止，过程中没遭遇任何反抗，教堂的神圣因此被玷污，在此之前的不到20年间，政府曾采用这样一种方法清算一个教区的人口数：在圣桌上，本堂神甫通过点名找出有多少人参加了复活节，这个总数加上对小孩和病人总数的估计，就是整个教区的人口数。
这样的情形让我大吃一惊，简直有些畏惧。
但是这帮野蛮人的内心已有流行思想从各个方向灌输了进来；它们借助各种各样怪异的方式，经过各种不为人知的通道进入了这个又小又黑的地方。
但表面看来，一切一如往昔，农民们的风俗习惯和信仰也好像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还是那么快乐，他们已经被压迫得服服帖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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