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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们在其他的权力方面只是偶尔有些感触，而这方面权力的直接职责就是监督他们的思想倾向，检查和管制他们的著作，并且每天和他们作对。
文人们在对抗教会、保护人类自由主张的同时，也在为他们自己的权利抗争，这次革命的切入点就是打破他们最贴身的束缚。
另外他们认为，其实也的确是这样，在他们所要攻击的这个庞然大物当中，教会是其中最明显、最薄弱的一环。
世俗君主的权力强大起来，教会的权力就变得弱了下去。
教会曾经在某些时期高于王权，之后又跟王权处于平等地位，最后则要受到王权的保护。
君王和教会之间做了一笔生意：君王在物质上为教会提供保障，教会则在思想上为君王提供支持；君王让子民们遵循教会的规定，教会则让信徒们听从君王的指令。
在革命即将爆发的时候，这样的交换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对于一个在信仰而不是在制度的基础上树立起来的权力来说，这样的做法从来不会得到什么好处。
虽然法国的国王还是把自己当做教会的长子，但是他们很不在意对教会应尽的责任，当他们保护自己的政府的时候，那种热情远远超过了在护卫教会时所表现出来的样子。
他们自然不会容许人们近身攻击教会，但是默许人们用标枪在远处对它进行投掷攻击。
那时候教会对自己的对手的压制并不彻底，这样使得对手们的势力不但没有变小，反而变得强大起来。
在一些情况下对文人进行制约可以防止思想的滋生和蔓延，而有的时候则会加快这个过程。
而当时对出版领域施行的那种警察似的压制制度，无论怎么样都会让文人们的势力快速成长起来。
文人们在遭受压迫的时候只会产生怨言，而不会产生恐惧，他们受得了那种能够让他们奋发的摧残，却受不了那种能将人压垮的束缚。
对文人们提起的诉讼差不多都是拖延、混乱、没有结尾的，就好像这并不是为了要求他们不再写作，而是在激起他们写作的意愿。
完全的自由出版的权力，也许反而对教会的伤害更小一些。
1768年，狄德罗给大卫·休谟写信说：“你说相对于你们的不受限制的自由，我们的严厉更便于思想的发展。
霍尔巴赫、艾尔维修、莫尔莱和絮亚尔并不赞成你的观点[1]。”
不过还是这个苏格兰人说得有道理。
他生活在自由的国度，在这方面他有体会。
狄德罗从文人的角度看问题，休谟则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其他的国家，当我把第一个碰到的美国人拦下来，提问他宗教对于法律的稳固和社会秩序有没有好处的时候，他都会不假思索地说，没有宗教的话，文明社会尤其是自由的社会就不会存在。
按照他的观点，宗教是国家安定和个人安宁的最理想的依靠。
就算对治理国家这门学科知道最少的人，对此也十分明白。
不过美国可以说是所有国家中，对18世纪的哲学家在政治上的各种最具有挑战性的理论运用得最多的国家。
虽然没有对出版自由的制约，但是只有那些否定宗教的理论没有在美国出现过。
在英国人那里也是同样的状况。
这种无神论的哲学在多半的法国哲学家出生之前，就已经在他们中间流传了。
就像博林布鲁克[2]教授出了伏尔泰，英国一直都有无神论的有代表性的名人，他们活动于整个18世纪的时期内，那些思想深邃的文人和思想家们承担起了这个责任。
而因为那些对革命还有质疑和恐惧的人全都赶着去挽救那顽固的信仰，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让它取得在法国那样的胜利。
即使是他们里面觉得法国哲学家的理论很正确，并深深陷入法国社会当中的人，也不愿涉身到那样的险境当中。
跟自由的民族之前所出现的现象一样，那些势力大的政党觉得还是把自己的行为跟教会的行为结合在一起比较有好处，比如博林布鲁克自己就和主教站在了一条战线上。
教士们受到这样的楷模的鼓舞，就从来不会觉得孤单，他们愿意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拼搏斗争。
虽然英国教会的结构中存在问题，里面有很多缺陷和弊端，但是在面对攻击的时候，它成功地坚持了下来，一些文人和演说家加入到了教会阶级当中，并尽自己的力量去维护基督教。
通过探讨和辩驳，那些否定基督教的思想最后遭到了社会的摒弃，政府并没有参与其中。
不过为什么要在别的国家，而不在法国寻找证明事例呢？现在哪里还有法国人愿意去写狄德罗或者艾尔维修那样的书？又哪里还有人想要去看这样的书？我甚至还想说，还有什么人能知道那些书的名字？我们在这60年时间里参加社会生活所得到的并不充足的体验，就完全可以让我们对那种危险的文学产生排斥心理。
我们可以看到，伴随各个阶层在严酷的革命中学习到的经验，崇奉宗教已经在民众的所有阶层当中重新取得了信任。
在1789年之前，最抗拒宗教的就是旧的贵族阶级，但是在1793年之后，他们就成为了最为忠诚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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