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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要与中方官员开会商讨开幕式的流程，与迪士尼董事会成员和高管共进晚餐。
最后，还要为我主持的夜间开幕庆典音乐会进行彩排。
在我处理工作的间隙，罗恩不时地给我提供最新信息。
我们得知，枪击案共造成50多人死亡、将近相同数量的人受伤，袭击者是一个名为奥马尔·马丁（OmarMateen）的男子。
罗恩的安全团队将马丁的名字在我们的数据库中进行比对，发现他曾在枪击案发生的几个月前以及前一周周末两次来到乐园的神奇王国。
他上次来访时在迪士尼市中心特区[5]蓝调之屋附近的乐园入口外踱来踱去的影像，被闭路监控记录了下来。
接下来得到的消息对我的震动之大，是在我整个职业生涯中都鲜有的。
直到将近两年后，在马丁的妻子被指控为谋杀从犯（后被宣判无罪）的庭审上，这条消息才被公之于众，但实际上，联邦调查员在当时便已告知罗恩，确信迪士尼世界曾是马丁的首选目标。
他们在枪击现场发现了马丁的手机，并确认在当晚稍早时，手机一直在通过我们的一个信号塔反射信号。
他们仔细观看闭路监控录像，发现了马丁又一次在蓝调之屋附近的乐园入口处徘徊的影像。
当天晚上有一场重金属音乐会，因此额外安排了五名武装警察执行安保，可以看到，在对周边环境进行了几分钟的调查后，马丁朝自己的车返回。
监控摄像头捕捉到了马丁所持的两把枪支：一支半自动来复枪和一支半自动手枪。
枪支被藏在一辆婴儿手推车中，车里还放着一条尚未拆封的婴儿毛毯。
调查员推测，马丁的原计划是将枪支盖在毛毯下，推至入口，然后掏枪袭击。
时任华特迪士尼乐园和度假区主席的包正博（BobChapek）[6]当时也在上海，一天下来，罗恩不断提供新的信息，而我则与包正博交流意见。
大家仍在焦急等待着确认案发现场是否有自家员工，而现在，我们还要担心迪士尼世界曾是犯人目标的消息会不会很快不胫而走。
倘若如此，这不仅会是一条爆炸性新闻，也会对当地的公众造成一记感情重创。
在这种高压时刻，分享无法对其他任何人透露的信息而形成的情谊是坚不可摧的。
对于身为首席执行官所遇到的每次突发事件，我都感恩于身边团队的能力、镇定以及大度。
包正博首先采取的行动，就是将奥兰多迪士尼世界总裁乔治·卡罗格里迪斯（Geridis）从上海派回奥兰多，以便给他在当地的团队提供更多管理上的支援。
根据马丁手机上的数据，一回到车里，他便开始搜索奥兰多的夜总会。
他驱车来到搜索显示的第一家夜总会，但适逢门前施工，造成交通拥堵。
搜索显示的第二个结果便是“脉动”
，也就是他最终血洗的地方。
随着调查细节的一点点展开，我一面为枪击事件的受害者们担惊和痛心，同时也感到了一种“鬼使神差躲过一劫”
这样令人作呕的释然感，庆幸罪犯因我们安排的安保人员而却步。
常有人问我，工作中最让我彻夜难眠的会是什么。
开诚布公地说，我很少因工作而焦虑烦恼。
不知这是我独特的脑化学在起作用，还是要归因于少年时期因复杂的家庭环境而生成的心理防御机制，抑或是多年自律所致——我猜，可能是以上所有因素组合而成的结果吧——反正，我一般不会在事情出差错时太过焦虑。
我习惯把坏消息当成可以处理和解决的问题，是可以主动掌控的东西，而不是降临于身的事情。
即便如此，我十分清楚迪士尼被视为袭击目标会带来怎样的象征意义，无论多么警惕也不能做到万无一失，这个领悟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
真正遇上意外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本能地对问题进行筛选分拣，这时，就必须依靠自己内心的“紧迫刻度尺”
。
其中有些是需要放下一切去处理的紧急事件，有些则会让你告诉自己：这件事情很严重，必须得立刻处理才行，但我需要先抽离出来专注处理其他事情，然后再回头应对此事。
有的时候，你虽然是所谓的“领头人”
，但也必须清楚，在当下你可能什么也做不了，因此也就不应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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