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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另一家刊物的援引，斯坦利·戈尔德曾说我是“一位绅士，也是一位努力工作的高管，但迪士尼董事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对（我）继任迈克尔一事公开表达了疑问”
。
话语之间透露出不祥的预兆。
还有一位名叫加里·威尔森（GaryWilson）的董事会成员，不仅觉得我不该得到这份工作，还明显认为他可以通过激怒我和在会面中试图侮辱我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必须时常提醒自己，加里·威尔森并不是我的问题。
这个过程不仅是对我的构想的挑战，也是对我性格的挑战，不能让那些对我知之甚少的人所表达出来的负面情绪影响我对自己的看法。
整个过程下来，我一共进行了15次面谈：先是第一次的多对一面谈；然后是与董事会的每位成员进行的一对一面谈；再接着是跟提出要求的董事会成员进行的后续面谈；最后，则是与一位名叫加里·罗奇（GerryRoche）的猎头面谈，他负责运营一家名叫海德思哲的知名国际咨询公司，而这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为受辱的一次经历。
受董事会委托，加里要以我作为衡量公司外部候选人的“标准”
，以帮助董事会更好地应对他们不了解的候选人。
得知此事之后，我对乔治·米切尔抱怨说这样的做法对我很不尊敬，所有能对我提出的问题，我已经全部回答过了。
“去见见他吧，”
乔治说，“董事会想要做到万无一失。”
因此，我飞到纽约，在加里的办公室参加午餐会。
我们坐在一间会议室里，桌上只放着水。
加里拿出一本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Stewart）的《迪士尼战争》，这本书在当时刚刚出版，作者对迈克尔担任首席执行官和我担任首席运营官的经历进行了调查，还有几处报道失实。
这本书的其中几页上粘着便利贴，标出他想要跟我对峙的段落。
他草草翻过书，向我提出了一系列跟我无甚关系或完全不沾边的问题。
面谈进行了30分钟后，加里的助理拿着给他一人准备的棕色纸袋包着的午餐走进来，告诉他准备载他去佛罗里达参加一场婚礼的私人飞机很快就要起飞，如果现在不走，就要误机了。
就这样，他便起身离开了。
我一口东西都没吃，这是在浪费时间，也是不尊重人，离开时，我的胸中满是愤怒。
真正被压力和沮丧击垮的经历，只发生过一次。
那是2005年的1月，也就是选拔阶段进行了几个月的时候，我带着当时6岁的儿子麦克斯到斯台普斯中心观看洛杉矶快船队的比赛。
比赛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开始感觉皮肤变得汗涔涔的，胸口闷堵，喘不上气来。
我的双亲都在50岁的时候出现过心脏病突发的情况，我当时54岁，也知道这些症状意味着什么。
其实，我一直担心自己会有一天突发心脏病。
我的内心一方面觉得这肯定是心脏病无疑，而另一方面又认定这是不可能的。
我饮食健康，一周7天都健身，还会定期检查身体。
我的症状不可能是心脏病突发，但谁知道呢？我也想过打电话把紧急医疗救援队叫到比赛现场来，但又担心会吓到麦克斯。
我告诉麦克斯说我胃里恶心，于是我们起身回家。
当天下午，洛杉矶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几乎连路都看不清楚，感觉心脏仿佛被胸腔里的一只拳头紧紧攥住一般。
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让孩子坐在后座、自己开车明显是愚蠢的做法，也不禁担心自己是不是犯了大错。
然而在当时我唯一能想的，就是我一定要回家不可。
我开进私家车道，麦克斯跳下车，我立即打电话联系了我的内科医生丹尼斯·伊万杰拉托斯（Deos），又打电话叫了一位朋友开车过来，把我送到丹尼斯的家里。
丹尼斯对我的情况很熟悉，也知道我最近所承受的重压。
他又检查了一次我的生命体征，然后直直地盯着我的双眼，对我说：“鲍勃，你这是典型的急性焦虑发作。
你得休息一下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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