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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这些都说明，郝经在出使南宋之前，的确已有改作《三国志》以正统体之意，只是因为忙于世务，无暇撰作而已。
拘留仪真十五年，为郝经提供了专意述作的充裕时间。
在这一时期编撰的十二部著作中，《续后汉书》是郝经用时最长、投入精力最多的一部，是集中体现其史学思想的代表之作。
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朝廷商议刊刻郝经遗著，在众多的著述中独独选出《陵川文集》和《续后汉书》两部刊印行世，绝非偶然。
二、《续后汉书》的命名
郝经改作的三国史，最初并不称为《续后汉书》，而是沿用陈寿书名，称《三国志》。
郝经《自序》云：“（中统）十三年冬十月书成……仍故号曰《三国志》。”
其下苟宗道《新注》亦引《义例》曰：“陈寿之为《国志》，时东汉史尚无完书，乃断自献帝而下，为魏、蜀、吴书，总谓之《三国志》。
天下分裂，统体不一，如周衰列国，故如《国语》别为之书，而谓之志，志亦记也。
今虽增修，革讹饰陋，正其统体，其名不可易，故仍曰《三国志》云。”
[15]这说明，早在编写《义例》决定改作宗旨之时，郝经已经为自己的著作确定了《三国志》的书名。
郝经认为，三国时期的历史，正如春秋时期周室衰微列国分立。
所以，陈寿模仿《国语》体裁，按国别分作魏、蜀、吴三书来记载当时的历史，而总称为《三国志》，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现在自己改编三国史，主要是为了“革讹饰陋，正其统体”
，至于书名则不必改易。
实际上，仍用《三国志》之名，还有更深层次的寓意，即郝经期望自己的改作，可以取代陈寿《三国志》的正史地位。
不过，这一点只能是他隐含的心愿，不便公开阐明而已。
所以，至元九年（1272）十月全书告成，郝经作《自序》言修撰事，清楚地说明其书仍陈书故名《三国志》。
同年苟宗道作《新注序》，亦未言及书名改易。
然而，郝经《陵川文集》卷29所收该书序、延祐五年（1318）五月江西行中书省开刊郝经著作的札付，以及同年七月江西儒学提举冯良佐为该书作的《后序》，都称这部书为《续后汉书》。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苟宗道《郝公行状》在记述此书时云：“公自弱冠，每以陈寿所修《三国志》统纪紊乱，尊魏抑汉，后世不公之甚，他日必当改作。
及闻晦庵先生有《通鉴纲目》，尝语人曰：‘《纲目》虽夺魏统而与汉，然一代完书终未改正。
’公乃创作纪、传、序、志、论、赞等书，其辞例森严正大，雄深健雅，黜奸雄之僭伪，续一世之正统，则昭烈、孔明之心，白日正中也。
仍改曰《续后汉书》若干卷。”
[16]集贤学士卢挚《郝公神道碑铭》、翰林学士承旨阎复《郝公墓志铭》二文，也都记此书为《续后汉书》。
其中《郝公墓志铭》称：“公之殁也，权厝于保定西郭静直君（郝经父思温）墓侧。
大德三年春，迁窆于河阳虎头山之原，从吉兆也。
先事，朝请君（郝经子采麟，时为集贤直学士朝请大夫）持淮东道肃政廉访副使苟宗道所述家传，请铭幽隧。”
[17]可知卢挚《郝公神道碑铭》和阎复《郝公墓志铭》，都作于大德三年（1299）春郝经迁葬之前，而二文所依据的苟宗道《郝公行状》，当更作于二文之前。
也就是说，以上三文都写于延祐五年刊刻郝经遗著之前。
这似乎是充分的证据，说明至少在该书刊刻前，甚至有可能在郝经生前，其书已改称《续后汉书》。
但对史料细作考究，则又不然。
首先，《三国志》完稿于至元九年十月，下距十一年元军大举攻宋、宋遣郝经一行北归还有两年。
若郝经在此期间已决定更改书名，那么他完全有时间改动《自序》和《义例》中有关书名的解说，而不至于留下“仍故号曰《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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