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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书的取材，虽然主要依据《三国志》和裴注，“即《三国志》旧文，重为改编”
，[38]“凡裴注之事当入正文者，则为删取”
，[39]却也重视参考《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和《资治通鉴》，“以裴《注》之异同，《通鉴》之去取，《纲目》之义例，参校刊定，归于详实”
。
[40]此外，郝经还尽可能关注到古代文献、魏晋名篇和唐宋著述。
与上述修纂原则相适应，郝经《续后汉书》的新注，也与萧书的注释大相径庭。
萧书自注不与史文相接，而是在44卷正史之外，别作《音义》4卷，意在简要训解史文的音读、名物、典故、地理、职官、人物等，以为正史之补充，并不以保存史料为主。
这样，裴注中的大量史料和后人评论，凡未被增入《续后汉书》者，就全部弃置无用了。
而郝书的苟宗道《新注》，直接列于《续后汉书》正文之下，与注释对象紧密衔接，且以解说义例书法、收辑不便录入正史的史料议论为重，以充实完善该书。
这就保存了大量前史及注文中的相关资料，以及前代史家学者的论说评议，从而弥补订正《三国志》的疏略讹误。
较之萧常《音义》，苟宗道《新注》无疑与郝经《续后汉书》的联系更加密切，也更具有文献价值。
然而，郝经毕竟不是史学家，《续后汉书》的失误也在所难免。
如士燮、太史慈皆为吴臣，而郝经录之汉臣列传。
又如黄宪卒于东汉安帝时期，葛洪显于东晋元帝之朝，郝经却收入汉《高士传》和吴《技术传》。
“其他晋、汉诸臣，以行事间涉三国而收入列传者，不一而足”
。
这些人物收录的失当，或与郝经意欲改变《三国志》的疏略，扩充《续后汉书》的规模相关。
至于设置八录，其初衷是在弥补陈书无志的缺陷，但因文献阙征，虽杂采前后史之文以充实，却不能尽如人意。
而其中“纪载冗沓，失于限断，揆诸义例，均属未安”
。
以至于《四库提要》批评，郝书虽“持论颇为不苟，而亦不能无所出入”
。
同时，由于元初上距三国已逾千年，时代久远，大量当时的历史记载和文献资料已佚失无存。
又由于拘禁条件所限，《续后汉书》取材不够广博，史料上没有更多新的价值，也是它流传不广驯致散佚的原因所在。
《四库提要》云：“经敦尚气节，学有本原，故所论说，多有禆于世教。
且经以行人被执，困苦艰辛，不肯少屈其志，故于气节之士低徊往复，致意尤深。
读其书者，可以想见其为人，又非萧常、谢陛诸家徒推衍紫阳绪论者比也。”
[41]认为郝经《续后汉书》的意义与价值，主要在道德教化层面，而不是史书的体裁义例，似不是深入研究后的公允之论。
[42]
[1]郝经：《河阳遁士苟君墓铭》，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5，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31页。
[2]苟宗道：《续后汉书新注序》，见郝经：《续后汉书》卷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第385册，第25页；郝经：《先父行状》，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6，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10～11页。
[3]郝经：《殷烈祖庙碑》《镜芗亭记》，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卷34，第4～5页；卷27，第1～2页。
[4]郝经：《河阳遁士苟君墓铭》，见《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5，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31页。
[5]苟宗道：《故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公行状》，见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首，明正德李瀚刊本，1507，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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