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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圣人也,其号名虽殊,而治化则一。
日月星辰之为天,丘陵川泽之为土,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为人,三极之道,有以异乎?宗庙也,朝廷也,师旅也,礼乐也,佃渔也,耕桑也,时之所尚,虽小有损益,其为治之具,岂有易于此者乎?然而伏羲、神农、黄帝之所以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为尧、舜、禹、汤、文、武,可得而别欤?伏羲之卦,文王申之;神禹之畴,武王询之:文无异也,道无异也。
然伏羲之作,造化备矣,何以犹待于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犹待于箕子?然则群圣之奥,有待于后世者,犹无穷乎?子大夫习之于师,考之于古,得之于心,宜之于今,亦素有其说乎?朕诚以为非伏羲、神农、黄帝无以为道,非尧、舜无以为德,非禹、汤、文、武无以为功。
心术之精微,制作之会通,子大夫其悉陈之,朕将亲览焉。
[6]
全问约三百五十字,篇幅稍长于马祖常的时务策。
更要紧的是策问的经学要求,应考者非但要透过《周易》的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尚书》的洪范九畴,来探讨伏羲、神农、黄帝直到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九圣之道,分辨其间的细微差别;还必须根据《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的十六字心传,来系统阐述宋代理学标举的儒家道统。
策问的经学范围,已然超出蒙古、色目人应当学习的《四书》,而涉及《五经》。
显而易见,这是一道考问汉人、南人的经史策,策问难度明显增大。
这固然符合汉人、南人的知识结构和思维习惯,却也是二者考生中选比例较少所不得不然。
科举中时务与经史时务策的分立,必然影响到各级学校尤其是国子学,在国学私试和地方学校的策试中,也要作同样的区分。
黄溍文集中,即有《国学蒙古色目人策问》18道、《国学汉人策问》25道,应当是他在后至元元年至六年(1335~1440)任职国子博士期间,为国子学私试拟定的策题。
此外,黄氏文集中还有《堂试蒙古色目人策问》1道,《堂试汉人南人策问》3道,可能是黄溍至正初年担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时,为地方学校拟定的策题。
[7]有些学者的策问虽然没有标明考问对象,仍可加以区分。
如吴师道《国学策问》四十道,其中前二十一首策问篇幅较短,少者仅六十余字,长者也不足二百言,且问题比较简单,只问时政,较少涉及经史,应是对蒙古、色目生员的时务策。
后十九首则篇幅较长,多在三百字以上,最长者达五百字,问题颇为复杂,或考问经史,或由经史问及时政,应该是对汉人生员的经史时务策。
以下分别列举黄溍的两类国学策问,稍作辨析。
其《国学蒙古色目人策问》问曰:
古之为国者必务训农,其民富而俗醇,良有以也。
方今朝廷重臣,既专领司农之官,郡县长吏,又兼任劝农之职,而田里之间,地有遗力,人多游心。
谈者率以为,田不井则背本而趋末者众,是固然矣。
夫井地之法既未易卒复,若何而能使守本业者有以尽其力,逐末作者有以易其心?幸试陈之。
盖闻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
今之君子知学道者,诚有之矣。
小人而能学道者,初不多见也。
伊欲以斯道觉斯民,使化行俗美而比屋可封,则为君子者,不得不任其责。
请试言之,以观二三子之自任者何如也。
钱出于古,而交、会创于近代。
然所谓交、会者,必以钱为之本。
盖合券所以取钱,非以彼易此,使之舍实钱而守虚券也。
方今钞法独行,而钱遂积于无用之地。
立法之初,固有因有革,及其既久,亦宜有变通之道焉。
请试言之,以待执事者之财择。
除盗救荒,非无良法,然莫若思患而豫防之。
乃今圣仁在上,威行惠孚,蚁聚之众,固已肃清,菜色之民,殆将苏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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