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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氏还对当时一些不合理的铨选制度提出质疑。
比如州县官员“最为近民，休戚所系”
，故其选任不可不慎。
而有元一代，郡守多缺，县令猥冗不称，甚至未尝亲民而辄任此官，导致地方政治的混乱。
所以，吴氏要诸生就铨选之宜、荐举之方陈述所见，以观远识。
[13]又如县尉、巡检的委任。
二者皆为武职，职务主要是察奸捕盗，县尉又参与审理刑狱，官职虽卑，却是人命所关。
然而县尉一职，往往任用刚由恩荫入仕之人，既不娴熟弓马，又无实际审案经验，却要处置重刑。
而本当授任教官的书生，却又须借注巡检以入流官。
[14]吴氏就此设问，亦希望能渐次改革这些用人失当的铨选制度。
[1]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志一·科目》，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7册，第2019、2021页。
[2]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志一·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7册，第2030页。
[3]苏天爵：《乞增广国学生员》，见《滋溪文稿》卷26，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431页。
[4]如吴澄之孙吴当，在澄任职国子监时“侍其祖至京，补国子生”
。
见宋濂等：《元史》卷187《吴当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14册，第4298页。
又如贡师泰，延祐五年（1318）因父贡奎迁任翰林待制，而进入国子学。
见朱鐩：《玩斋先生年谱》《纪年录》，揭汯：《贡公神道碑铭》，见《贡氏三家集·贡师泰集》附录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第460、462、465页；宋濂等：《元史》卷187《贡师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14册，第4294页。
[5]虞集：《倪行简墓志铭》，见《雍虞先生道园类稿》卷47，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初覆元刊本，1985，第6册，第402页。
[6]至正二年（1342）再行科举，规定国子学三年累计高等生员120名，与举人共同参加会试、廷试，从中选拔18名中试者入仕。
其中蒙古、色目各6名，汉人、南人共6人，虽也承认国学有少数南人生员的现实，然而，考虑到苏天爵的上奏，证明南人在国学生员中，始终没有正式员额。
参见陈高华等：《元代文化史》第三编第四章《国学和地方学校的发展》，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第439页。
[7]吴师道：《国学策问》十三，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5页。
[8]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7册，第2016页。
[9]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志一·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7册，第2035页。
[10]吴师道：《国学策问》八、九，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4页。
[11]吴师道：《国学策问》二十二，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6页。
[12]吴师道：《送吴学录德基序》，见《吴师道集》卷15，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20页。
[13]吴师道：《国学策问》十六，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5页。
[14]吴师道：《国学策问》十，见《吴师道集》卷19，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第394页。
参见洪丽珠：《从捕盗官到牧民官——以县尉为中心观察元代读书人的仕宦困境》，见《中国传统文化与元代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第780～8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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