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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真若此，生为女人，多不合算！
母亲与女儿的和解
日本最近接连出版了不少关于母女关系的书籍，有信田佐代子的《不堪承受的母亲之重——守墓女儿的叹息》（2008），还有斋藤环的《母亲支配女儿的人生——“弑母”
为何困难》（2008），压卷之作则为佐野洋子的《静子》（2008）。
本章的执笔受到了这些著作的刺激和启发。
斋藤环是拉康派的正统继承人，他的母女论对于熟悉弗洛伊德理论的人而言很好懂。
不过由一个男性学者来解剖母女间复杂纠缠的关系，让我有些难以接受也无法满足。
正因为好懂，不适之感也就更为强烈。
与母女关系相比，父子关系更单纯。
在父子关系中，儿子弑父之后，只要代替父亲的位置便了事，儿子只需憎恶作为压迫者的父亲即可，但女儿对母亲却不全然如此。
斋藤说，儿子有很多切断父子关系的机会，但女儿并非如此。
“有论者将与‘厌母’相通的‘厌女症’视为近代以后的产物[2]，我不那么认为。
至少，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女孩子的厌母情结有更为根源性的因素。”
[斎藤（环），2008：117]
如果婴儿的“厌母”
确如斋藤所言，母亲本为婴儿欲望的绝对对象，“厌母”
是起源于婴儿对与母亲分离的怨恨，那么，“厌母”
应该是不分性别的。
南希·霍多罗夫[3]也曾经论述过这个问题，她认为这仅仅是由于一个历史性事实，即婴儿的最初抚育者为母亲。
另外，“不拥有**”
便等于“软弱无力”
的意识，也是近代家庭制度下所特有的吧[4]。
近年来，在对弗洛伊德的研究中，一种有力的倾向是对他的理论进行历史化的解释，只把他的学说视为产生于19世纪末维也纳的父权家庭之下、关于近代家庭中特有的性别分化机制的理论，而不是关于人类普遍心理的学说。
斋藤说：“弗洛伊德的假说，对性别分化的过程机制作出了明晰而体系性的解释，在这一点上的价值，无论如何也不可忽视。”
这是事实，但我认为，需要加上“在近代家庭制度之中”
这样一个历史条件。
斋藤的书，书名副题为“‘弑母’为何困难”
，可是，“弑母”
的问题，表面看来没有时代之分，其实是当今特有的现象。
在过去，结婚为切断母女关系提供了一个社会性契机。
不管怎么哭怎么唤，嫁出去的女儿就是“别人家的人”
，娘家母亲再不能对女儿多嘴，女儿对娘家母亲也不能多管。
婚礼时三三九度[5]的最初两杯酒，第一杯象征与婆家双亲结亲子之盟，第二杯才象征结夫妻之约。
对于女人而言，婚礼就是重结亲属关系的不可逆转的仪式。
女儿出嫁以后母亲还能对其终身支配，不过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
与之相反，信田佐代子的书名中的“守墓女儿”
一词，表面看来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其实反倒是非常现代的现象。
在父权制之下，出嫁的女儿作为儿媳，所守的应该是婆家而不是娘家的墓，父母本来不能期待女儿为自己守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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