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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地反复产出性骚扰的父权制体系才是诸恶之源，可推翻父权制非常困难。
迄今为止，都是女性在举控性骚扰，但性骚扰本来应该说是“男性问题”
，所以，只能由男人来解决。
直到最近，终于出现了与女性为伍的年轻男性，他们说“这是我们男人的问题”
。
在新宿ALTA大楼前的“#我不再沉默0428”
集会中，看到年轻男性手握话筒与女性并肩而立的场景，我被感动了。
与三十年前那些对女性的性骚扰举控极尽冷嘲揶揄的男人相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可是，在他们的发言中，也有让我忧虑之处，即“如果受害者是自己的恋人姐妹，你能容忍性骚扰吗”
之类的话语。
在防止性骚扰的教育中，为了让学员留意不要成为加害者，讲师会让他们想象“如果对方是上司的妻女呢”
或者“要是自己的妻女也遇到同样的事呢”
。
大家也许会想，这种发言有什么问题吗？其实，问题多多。
因为，这种发言的前提就是：女人的性，不仅应由男人保护，而且归属男人所有。
“如果对方是上司的妻女”
便不敢轻举妄动，这不是在尊重女性的人权，而是畏惧其所有者“上司”
的权力。
如果因为“被害人是自己的恋人姐妹”
而义愤填膺，那也是对没能尽到对自己所属物的监护责任而升起的所谓“男子汉”
的愤怒。
迄今为止，女人的性被用作男人之间的交易资源。
如果监护失败，男人会感到愤怒屈辱。
战争状态下的性暴力，与其说是对女性的侵犯，不如说是对（被认为是）女性所属的男性集团的侮辱。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更能激起愤怒。
当男人明白自己无力保护女性的时候，他们采取的行动有三种：抛弃、奉献和排斥。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大陆撤回时，曾向苏联士兵“奉献”
女性；被美军占领后，对为占领军服务的慰安妇（她们后来被称作Panpan）的做法，则是“奉献”
之后再“排斥”
。
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y），将这种男人称为“保护勒索男”
，指“以保护为名，强迫女性依赖自己并限制其行动的男性”
。
将查尔斯的这种说法介绍过来的，是佐藤文香（上野ほか編，2018）。
可以这么说，如果想象力还停留在“假如受害者是自己的妻女”
的程度，那证明我们并未走出父权制的领地。
对于“保护勒索男”
，女性应有的回应是：我的性我做主，才不稀罕你的保护！
回顾女性解放运动的历史，女性主义不是一直在说“我的身体我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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