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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河论学极崇忠恕，戴学一传而为焦理堂，乃专以忠恕标学的。
阮元亦戴学健者，又极推毛氏书。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四《论大学在明明德》谓：“毛西河《大学问》实用李恕谷说，而段懋堂又暗袭西河。
汉学家如此类者不少。”
所言亦足证明此中消息。
则皖南、浙东两派，其学术之染涉，较之颜、李不益为明显耶？西河虽不纯为学者，然不能谓其书之无足影响。
梁、胡言戴学渊源，专注颜、李著想，恐未得当时情实。
且毛氏《逸讲笺辨》、恕谷《大学辨业》于颜、李著述亦皆有提及，东原知有颜、李，何必定从二程？余兹所论，虽亦同为推测之辞，然浙东学派与颜、李相通，此为论清初学术派别者所不可不知。
戴学近颜、李，尤近浙东，又为梁、胡诸人所未道，故为发之，以备一说。
段玉裁《戴先生年谱》：“先生《原善》三篇，《论性》二篇已成。
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诚、言明、言权、言仁义礼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经》孔孟之言，而以异学之言糅之，故就《孟子》字义开示，使人知‘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之语病。
所谓理者，必求诸人情之无憾而后即安，不得谓性为理。”
又《经韵楼集》七《答程易田丈书》，称先生与玉裁书云：“仆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此正人心之要。
今人无论邪正，尽以意见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
其大要在抨击宋儒之言理，
《疏证》：“宋儒合仁、义、礼而统谓之理，视之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此为形而上，为冲漠无朕，以人伦日用为形而下，为万象纷罗。
盖因老、庄、释氏之舍人伦日用而别有所贵道，遂转之以言夫理。
在天地则以阴阳不得谓之道，在人物则以气禀不得谓之性，以人伦日用之事不得谓之道，《六经》孔孟之言，无与之合者也。”
谓其理、欲之辨，乃以意见祸天下。
《疏证》：“宋儒程子、朱子易老、庄、释氏之所私者而贵理，易彼之外形体者而咎气质。
其所谓理，依然如有物焉宅于心。
于是辨乎理、欲之分，谓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
虽视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无非人欲。
空指一绝情欲之感者为天理之本然，存之于心。
及其应事，幸而偶中，非曲体事情，求如此以安之也。
不幸而事情未明，执其意见，方自信天理非人欲。
而小之一人受其祸，大之天下国家受其祸。
徒以不出于欲，遂莫之或寤也。
凡以为理宅于心，不出于欲则出于理者，未有不以意见为理，而祸天下者也。”
谓：“古之言理者，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无疵之谓理。”
《疏证》：“今既截然分理、欲为二，以不出于欲为理，举凡民之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咸视为人欲之甚轻者矣。
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无疵之谓理。
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之谓理。
此理、欲之辨，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为祸可胜言哉！”
“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权之而分理不爽之谓理。”
《疏证》：“人伦日用，圣人以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权之而分理不爽是谓理。”
又：“理者，情之不爽失者也。”
又《与某书》：“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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