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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在社交场合是尽量调动一切外在的手段，如拥抱、亲吻和眉飞眼动的表情，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真诚，而这一切在一般中国人看来却像是做戏一样的夸张和矫揉造作。
西方人自己有时也感到这一点，如罗曼·罗兰笔下的巴黎人：
他们谈话，走路，吸烟，读报，举首，?眼，行礼的方式，似乎永远有群众看着他们。
装模作样地做戏原是青年人的天性，尤其在那些毫无价值而一无所事的人……遇到随便什么人，他们就要像孔雀开屏一样：哪怕对一个过路人，对他们的卖弄只莫名其妙地瞪上一眼的，他们还是要卖弄……他们在举动态度之间表现某种概念：什么力啊，欢乐啊，怜悯啊，互助主义啊，社会主义啊，无政府主义啊，信仰啊，自由啊等。
在他们心目中，这些抽象的名词仅仅是粉墨登场的时候用的面具。
他们有本领把最高贵的思想变成舞文弄墨的玩意儿，把人类最壮烈的热情缩减到跟时行的领带的作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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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一个中国人，即使是老于世故的外交官，给西方人的印象却是永远挂着一副“微笑的面具”
。
让人捉摸不透。
中国人的表情，特别是在正式场合下的表情，往往是遮蔽性、防范性的，而不是表达性的，不是为了“表情”
，而是为了“隐情”
。
有人曾慨叹说，中国人几乎成了一个不会笑的民族（指的是那种表达性的笑），不会跳舞的民族（指的是那种即兴式的、自发的跳舞），不懂幽默的民族（指的是那种心领神会的幽默，而不是滑稽）。
这与中国人历来讲究以诚立世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老师曾教导我，一个人从小应懂礼貌，和人说话时要“看着对方的眼睛”
，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
长大以后，我发现这个办法根本不灵。
中国人交谈时很少直视对方的眼睛，更多的是看着别人的嘴，或别的什么地方。
同时因为我们很少像西方人挨得那么近谈话，我们只有在发怒时或谈恋爱时，才有短时间的“怒目相向”
或“眉目传情”
的机会。
在平时，如若按那位小学老师的办法，逼到跟前去看人家的眼睛，会被人视为无礼，或是“别有用心”
，最好的结果也会遭到闪避。
中国人似乎的确喜欢用一个符合一般标准的面具或脸谱将自己的真正表情遮蔽起来。
在京剧里，凡是那些具有强烈表情的角色，如勇猛的将军，奸险的枭雄，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都要画上固定的脸谱，丑角则起码要在鼻梁上贴一块“豆腐干”
；而那些规行矩步、仪态端庄的帝王、忠臣、儒将、孝子和书生，以及那些至少表面上低眉顺眼的旦角，都没有脸谱。
那正是因为这些人表情举止上的合乎礼仪规范本身就构成一张牢不可破的脸谱了。
于是，就有了两种不同的真诚，即中国式的和西方式的；而正因为两者都把对方看作不真诚的标志。
于是又有了两种不同的虚伪。
人们通常把真诚看作一个人具有内心精神世界、自觉意识和反省能力的重要标志，却往往忽视了，在这方面，虚伪至少是一个同样不可缺少的因素。
当代著名的哲学人类学家普列斯纳认为：
一种存在物之所以能够做出伪装，是因为它具有一个“内心”
，对于它来说，谎言和奸诈都成了工具——动物就不具有这种尺度，它们只知承受特殊的负荷，并在危险时以对其环境的欺骗效应来做出保护性反应，但不是“有意”
要进行欺骗。
……如果没有伪装，不管有多少关于自然本性、原始本性和淳朴性的感伤的乌托邦，人只是在体质上才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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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只有人才能达到真诚一样，也只有人才能够真正地伪装，这两方面是天然不可分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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