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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然而，他们也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一旦意识到自己已为天所抛弃，尤其意识到自己在死后将会无声无息、遭人遗忘，不能“留下一点什么”
，他们的精神支柱和自信自重便立即垮台。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122]，识时务者为俊杰。
《三国演义》中许多儒生每当敌国入侵、大势已去，只要敌方君王表现出“仁义”
的襟怀，他们大都能毅然归附，“弃暗投明”
，其中不少并非贪生怕死之徒。
魏、蜀、吴三国人主争相做出“礼贤下士”
的姿态笼络人心，招降纳叛，正是参透了中国士大夫心理机制的这一奥秘：儒生们只要觉得他们可以用不着放弃儒家伦理价值体系，他们就很容易用这套体系转而辅佐新的统治者。
因为他们深知“天命靡常”
的道理，“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123]只要能使他们相信天命已转移到一位新的君王身上，则要使他们俯首称臣就如导水入渠一样容易，绝不存在由个人的人格好恶造成的障碍。
而对他们自己说来，只要“道”
能行于天下，谁当皇帝又有什么关系！
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豁达大度和委曲求全（用贬义的说法是“见风使舵”
）的世故，甚至在异民族的统治者面前也同样能够通行无阻，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即使在外族统治下也能同化外族而不为外族所同化这一“反败为胜”
的神妙机制，展示了我们文化的巨大的包容性。
华夏民族本来就是在长期的种族融合中逐渐形成起来的，在夏、商、周历代战乱更替和文化陶冶中建立了全民族共同的活动舞台和文化基础，儒家学说只不过是这一文化基础的集中体现而已。
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五胡）的渗透是对汉民族同化力的第一次考验。
历史证明，有远见的外族统治者总是重视和学习汉文化，提拔、礼遇和重用儒生。
如后赵皇帝石勒（羯人）把张宾等汉族士大夫组成“君子营”
，帮他出谋划策，暇时让人为之解读《汉书》等典籍，且置太学，立学官，网罗汉族人才。
“五胡乱华”
的结果，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大批汉化。
元代作为第一个以异民族统一了中国的朝代，正由于未能充分重视汉民族文化心理、未全盘采用儒家价值体系，其立国不满百年而亡；相反，清王朝则巧妙地利用了中国儒家伦理这一消融一切个别性（包括种族特性）的万能框架，以一区区满族而入主中原达三百年之久，甚至大大改变了汉人的外部形象（服装、发辫），倒台后数十年中。
仍有汉族遗老们处心积虑策划复辟。
当然，历史上像文天祥那样的爱国志士也不乏其人，但支持他们的信念无非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即自己作为永恒“天理”
的代表而名垂史册、彪炳后人，不愧对列祖列宗和子孙万代。
文天祥《正气歌》中“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的表白，正是他坚信其丹心可“照汗青”
的根据。
因此，中国人的责任感无论看起来多么自觉、多么坚定、多么坦**，只要追溯到它的最终根据，我们总可以得出某种并非自己自由选择的前提（三纲五常之类），最后则总是归结到生物学上的生殖和世代繁衍上去。
我们对父母、祖先和后代的责任是出于纯粹的血缘关系，同样，我们对国家、民族的责任也只有一个根据，就是“生来是中国人”
（炎黄子孙）。
庄子早已说过：“虎狼，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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