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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公道话，这比起美国珍珠港事件、丧师马尼拉等战役而言是不足道哉的；比起英国在香港、新加坡、爪哇等地全军缴械投降而言则更是小巫见大巫了。
但是，由于第一次入缅抗战错综复杂的战争背景，这次失败在中国军政各界却引起了轩然大波，追究失败责任的争论不仅在当时，即使到了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也没有统一的结论。
再者，由于中、美、英三国的利益不同，国共两党的政见不同，其论述分歧是难以弥合的。
综观诸家之说，何应钦的分析是较为公正的，道出了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的本质：
“此次入缅作战，先因同盟国之作战准备未有具体协定，当敌陷仰光之后，英军主力移至铁路以西，铁路正面由我应战，而因时间仓促，未能及时集中，无法发动全力，自始至终，均呈被动之态势……”
但是，更多的人乃至于今天的学者都把缅战失败的责任归于史迪威将军。
他们看重的不是“此次战役……指挥方面，既乏统一之准备，作战方面，又乏空军之掩护，与谍报侦察之组织，以致仍见失利”
，而是出于某种政治动机，有意把矛头指向史迪威将军。
就说受到蒋介石夫妇宠信的陈纳德将军，也因为美军中的权势之争的恩怨公然指责史迪威将军：
“史迪威在中国军队准备攻势之顷，突将精锐抽出，致为敌所乘，在委员长观之，直是军事经验尚未成熟之表现，委员长自此对史迪威统帅大军之能力与信任，均生动摇……”
三十年后，亲台学者梁敬先生则更是直言：“史迪威措施之失当，尚不止此。
在密支那失陷一周前，委员长曾电史迪威、罗卓英，令其速将主力向密支那与气马方面移动，其时腊戍甫失守，而杜聿明军长尚能集合三个师，故其局势并非不可挽救，不幸史迪威竟未遵照委员长之指示，早入密支那，而徘徊于曼德勒与士威坡（即斯威堡）之间，直至前方兵退路塞，密支那铁路无法成行，我数万大军乃因此困于北缅，遭受饥冻，牺牲逾千。
尤可异者，史迪威身为前敌指挥官，当战事紧张败衄之时，既未向统帅报告战情，又擅自弃军离队，转入印度。”
而率部入缅指挥作战的杜聿明将军则认为失败的责任有三：一、中英在战略上的矛盾；二、中国迁就英美，放弃指挥权；三、中国远征军将领的失职。
在谈到第三条原因的时候，他讲了如下这段话：
“中国远征军的惨败，罗卓英和我都有责任，罗卓英的责任更大。
尤其是罗卓英对于乔克巴当的行动……更是惨败的关键。
他把军队的‘生地’……变为‘死地’……一意孤行，以致一败涂地，丧师辱国。
“我的最大责任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未与史迪威、罗卓英彻底闹翻，未能独断专行，下令让第五军全部向棠吉集中，反而委曲求全，选遣了一个团到乔克巴当去。
对于史迪威的命令，我并不在乎（因为我可以直接向蒋介石请示），而对罗卓英应服从到如何程度，却未曾得到蒋的指示，心中无底，未敢断行，以致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以后又未料到敌人先我侵占八莫、密支那，丢车上山的决心太晚，又造成雨季困于野人山的惨境。
“至于其他某些将领的无能，如甘丽初逐次使用兵力，对当面之敌始终不明；陈勉吾放开正面，回避战斗；新编第二十八师、新编第二十九师均系康泽的别动队改编成师，毫无战力，一触即垮等等，也是惨败的原因。”
蒋介石认为首次入缅抗战失败的根子在于战略。
他所指的战略有两层意思：其一是中英缅印美等盟国没有统一指挥核心，各自为战，一盘散沙，必然败在有着统一意旨、统一作战目的的日军手下；其二是史迪威不顾主客观条件，一味地强调“倒霉的进攻战略”
。
而蒋氏真正得到的教训是什么呢？一位美国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
“蒋介石把部队交给一个外国人指挥时，并没有想到他自以为最精锐的两个军会受重创。
他请外国人指挥自己的军队意在取悦美国，以便获得更多的租借物资，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打算假戏真做。”
蒋介石自有高明之处，随着入缅抗战的失败，他“希望盟国拯救中国的幻想化为泡影”
，他于沉痛的失败中感悟到战争——尤其是同盟国参战无一不是首先为了本国的利益。
而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英国和美国。
美国人为什么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才宣布参战呢？因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罗斯福作为一名大国政治领袖和军事战略家，清楚要战败德意日等法西斯侵略者，必须建立全球性的统一战线。
也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罗斯福为了美国在华的最大利益——钳制在华的近百万日军不能脱身南侵，减轻太平洋和印度支那等地的军事压力，不仅说服丘吉尔“恩赐”
给蒋介石一顶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桂冠，而且还破例同意拨给中国五亿美元的贷款。
同时，罗斯福为了使美国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盟主——自然他也随之变成了指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司令，说服美国人把报复日本人放在打败希特勒之后，同意丘吉尔的“欧洲第一”
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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